苛政猛于虎,告密亦猛于虎,请放过宁波那头雅戈尔虎
2017-01-31 20: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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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了篇《都在津津有味谈论老虎吃人 真正吃人的东西却无人问津》。该帖存活十多个小时,于今日上午九时许因“用户投诉”其违法违规违政策而被正法。

此前就有不少读者在该文后面留言称:这篇怎么还没有变成一个大红惊叹号啊!可见人民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一眼就看出,这个帖子如此反动,迟早会被负责任的用户举报或者说投诉的——只需一个“用户”出马即可,担保一举成功,一投就中。

但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有着雪亮眼睛的群众,良心还是大大的,他们基本上也就是一边吃瓜一边稍稍有点兴奋或抱着一点点戏谑心态拭目以待时刻准备着印证自己的正确判断,并没有亲自去做那个“负责任的用户”。

然而几乎毫无悬念地,终于还是一语成谶了。

春节前,有个名叫温拿道场的公号,发了一篇署名春花的文章《变态事三则》,自曝其丑,说“内心的一些阴暗面,憋在心里不好受,所以(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其一曰《举报》,内容如下。

近期沉迷于举报公众号文章,每当看到“涉嫌违规”的,就忍不住按下那个灰色链接。

举几个例子,六神磊磊最近被删了一篇《向问天的十分钟:做老人家身边的男人有多难》和一篇《猪八戒证明,没专业背景的人才敢言又忠心》。这两篇我都举报过,而且都成功了。我的投诉理由非常操蛋,选择的是“其他”一项,具体陈述理由是:“借XX影射XX。”



还有一篇举报成功的是《离开北京吧,朋友们》,讲的是雾霾。我选择的理由的“社会类不实消息”,具体描述为“夸大雾霾危害,影响社会稳定”。

最开始,只是想试探腾讯删帖的点到底在哪里,在得到投诉反馈后,感叹一句:“这他妈也能删?”不过渐渐地,这种心态就发生了转变。当我按下投诉时,心里会想:“就这知识水平还赶热点?”

这种变化非常不好,因为这就意味着我所挑战的东西,从网管系统变为了写作者。前一种投诉,是对删帖体系的戏谑、嘲讽;而后一种,则是借既有体制打击看不爽的人。当我察觉到这里,便决定收手了。

由于许久没有更新,所以赞赏规则改变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今天登录后台同意协议更改才意识到,六神的两篇文章,由于我的举报,一分钱都拿不到,加起来也有大几千块了。心里更是觉得愧疚。

此为变态事一也。

后面还有变态事二三,与本文无关,就不引了。

这位署名春花的号主,主动承认自己变态,并自曝其所为丑陋之事,良心未泯且勇气可嘉,值得点赞一个。于人性的幽暗之中也能见到一丝光明,我们似乎也该表示一点欣慰之意。

但是,现实的残酷却令我们实在没法真的欣慰起来。海量的公众号每天会有多少个次海量的“大红惊叹号”是因为“用户投诉”而生成,谁说得清楚。能说清楚的是,唯有如那位署名春花的“用户”,我们就只见到了一个!

那些次海量的“用户”,每天躲在你的手机屏幕后乐此不疲地罗织罪名举报投诉,而且投中率如春花所曝竟如此之高,你简直没有丝毫还手之机,所谓申诉更是徒有其名不得其门,唯有望洋兴叹。

微信公众平台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合法合规且不论,但是它在客观上确实放大了人性的幽暗,助长了国人的告密之风。

作家巴金晚年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早已实现,后者不仅至今了无踪影,还给巴金本人带来了许多麻烦。

亲身经历过文革之荒谬绝伦与残酷无道的巴金老人,对那时候盛行神州的揭发告密之风真可谓痛心疾首。上级下属之间、同事同僚之间、师生同窗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夫妻情人之间……几乎所有的正常人际关系都被告密文化彻底毁灭,以至于今,中国人之间仍然很难建立起最起码的相互信任关系,连带着官民之间的信任,更是彻底地坍塌至永远不举。

这也正是巴金的建议无法实现,更是他因此而招致麻烦不断的真正原因。

虽然说官方界定的文革早已结束,但是我本人在既往较长时期的职业生涯中,也曾多次遭遇告密陷害。将近28年前的那场风波被平息后,我被有利害关系的同事密告“参与youxing”“常发反动言论”“私藏dongluan期间报纸”,而令职业发展严重受挫;约9年前,我因在单位内部论坛“发表不当言论”而被曾经开罪过的同事及领导检举告发,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中国特色的告密处理程序有个鲜明特点,就是不公开。是谁告密,告密内容为何,通通秘而不宣。被告密者绝无质证、声辩的权利和机会,也没有一个有效申诉的救济渠道,往往是一旦被诬,即永无出头之日。有些被告密者还有可能与告发人终身“友好相处”,甚至“情同手足”。

当然也有例外。百密一疏,“组织上”或告密者露出马脚的情况也很多。要不我也不会知道上述两例中的某些细节。



告密之风及至文革而登峰造极,至今贻害无穷;但告密文化于神州而言却是源远流长。

史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告密者是崇侯虎,这位侯爵身处商纣王时代,距今约3100年。某年,纣王任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其中九侯的女儿被纣王纳入后宫,因不喜淫乐,被纣王杀掉,之后连带着把九侯也剁成肉酱。鄂侯为之争辩了几句,结果也被做成肉千。

“三公”之二都牺牲了,余下一位公爵也没好下场。纣王如此无道,“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于是,纣王又把西伯昌囚禁在了今河南汤阴县北的一个地方。崇侯虎能知晓西伯昌私下叹息一事,可见他俩关系非同一般;但为了讨好纣王,崇侯虎还是选择了出卖朋友。

历史上有关告密的典故实在太多,聊举一例,不一而足。告密如此盛行,主要是缘于官府提倡鼓励。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制定秦律,奖励“告奸”,“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直把秦王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制度化的告密,尤其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讦”,其恶果是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受到严重摧毁,反倒是破坏了社会稳定。商鞅最后落得个被车裂的下场,不能不说与其强推残暴政策大大相关。

有鉴于此,后来的统治者发现,一味纵容告密行为,并不利于维稳大局。于是,源自儒家思想的“亲亲相隐”主张被汉宣帝以降之后世普遍接受。其要有三:

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二,告发应相隐的亲属有罪;唐至明清甚至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本该相互容隐的亲属作证,则处刑该判官。三,两类罪行不在“亲亲相隐”之列,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重罪,二是涉及亲属之间的互相伤害罪行。

可见,即便是既往那些专制统治者,也深知“大义灭亲”不可纵,告密之风猛于虎。遑论21世纪之文明中国呢。

当然,亲亲相隐和不鼓励告密,还是有区别。今天的法律也不鼓励亲人之间互相揭发,涉及诉讼时还可拒绝作证。但是其他人之间的告发乃至告密,有时候还是被鼓励的。

网传刘亚洲上将有一个演讲,谈及他本人也曾深受告密之害,其中有两段话据说很精辟,那就转贴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中国是告密成风之国。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制度鼓励告密。制度靠监视维持。

英国饱受恐怖主义之苦,政府制定出揭发恐怖分子的法律,在下院被否定,理由:不能助长人民的告密之风。这说明不列颠民族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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