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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余事件是对马斯洛理论的颠覆

                                      

王斌余事件已经过去好一阵了；与之类似的阿星事件，也已过去两个多月。然而，对于这两件事情的舆论评说尤其是各种反思，却远没有停歇。

20岁的打工者阿星来自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为喝老乡小孩的满月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而被主管开除；打工四月挣了2000多元，工厂却只发给他600元；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去，又被那位主管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一怒之下，阿星终于操刀向主管的脖子砍去……而向来逆来顺受的年轻农民工王斌余，也是因为要不回工钱还被人羞辱，盛怒之中一连杀死４人、重伤１人。

许多评论（包括新华社记者短评）从王斌余和阿星的悲剧中，看到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于社会的重要性。但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又岂止于此。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关系、自尊和自我实现五类，并认为这五类需求是依次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递进的——只有在满足了温饱的生理需要后，才会去考虑安全需求；然后才是社会关系、自尊与受尊重、自我实现。

但我以为，这一理论太过机械了。那些挣扎在生死线或温饱线上的人们，难道就没有自尊和受人尊重的需要吗？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很多时候，穷人的自尊心比富人更为强烈；只是被强烈地压抑着没表现出来，并被“主流社会”看见而已——而一旦被“主流社会”看见，却往往已经演化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阿星事件和王斌余事件，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事例。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觉得活得很窝囊。”应约和记者在一家小宾馆见面，阿星也感觉很为难，因为“受不了保安和服务员那种怪怪的眼神”。“感觉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而王斌余的遭遇似乎更令人绝望。因为要辞工回家，他去讨要按“规定”通常要到年底才结算的两兄弟工钱共5000元，但却空手而回；在得知已被“停了灶”，“想了一上午”之后，决定去区劳动局投诉，却又被支着去了一趟法院；到了法院在得知诉期太长等不了后，又返回劳动局再次请求仲裁；当着劳动局仲裁者的面，工头吴新国答应先给“三四百元”作为生活费，可一出门却又变成了五十元；拒绝了这侮辱人格的五十元后，当晚又再次去找老板，却被叫来制止的人打了耳光，并再次受到辱骂……如此这般的深度羞辱，极大地刺伤了王斌余的自尊，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遏制的极度愤怒勃然而发，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惨烈悲剧。

阿星、王斌余的遭遇，不可避免地“修正”了马斯洛的理论。如果让我来表述，那就是：人的需求包含生理、安全、社会关系、自尊和自我实现五类；它们之间并无层次高低之分——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这五类需求对他们而言都同样地重要，区别仅仅在于表现形式，会因其所处社会地位和个体性情的差异，有所不同而已。

但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得了阿星、王斌余们在走投无路之后，所爆发出来的那种惨烈的“表现形式”？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去避免那些事件的频繁出现，将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种种努力抵消殆尽？      朱达志

【作者: 朱达志】【访问统计:】【2005年09月20日 星期二 15:57】【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