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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在报上写文章尤其是时评的人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多多少少爱犯一个毛病，那就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偷换概念。

这是一个问题。因而，在正式涂写这篇博文前，我要求自己，先对标题中的几个概念作几句交代。

1，哲学家。词典上对哲学家这个语词有详尽的解释，我不想抄书，太费劲，不如借用一句我以前的中学政治老师的至理名言吧——哲学家就是聪明人。

2，徐友渔。这应该是个专用名词吧，我不知道词典上对此有无专门的词条。不过即便有，大概也买不起中华名人大辞典之类的大部头——抄都无从抄起，只好偷个懒，将徐先生自己的说法拿来一用吧——“徐友渔”是一个“语言哲学家”的名字（引号中5个字的出处会在以下的叙述中出现）。

3，弱智。对这个概念，我的理解是：它是对某一特定人群身上所具有的某些或者某种智能障碍的状态描述，也可以用于指代弱智者的某些智力低下行为或结果。

4，时评。通常的理解，时评是时事评论的简称，跟“新闻评论”同概异词。

通过这么一番解释，我这篇博文的标题，其意思就很明确了，即：聪明人徐友渔写了一篇不聪明的新闻评论——它绝对不是说：聪明人徐友渔不聪明，是智力低下者。从逻辑上讲，后一说法明显地自相矛盾，而我这个标题是没问题的。

那么，聪明人徐友渔先生究竟写了一篇什么样的弱智时评呢？

事情是这样的。南方都市报新近出了一本书，是一本新闻评论集，叫《热言时代——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其中有一篇文章，名曰《汉城改称“首尔”之启示》，系哲学家徐友渔所撰。我是在某网站对该书进行推介的网页上，拜读到该文的。网上链接的文章很多，我当然不可能一一点开阅读；之所以点了徐先生这篇，是因为他系名人、大家——按常理，文章应该是值得一读的。

但一字一句读下来，却感觉相当地失望——毫不夸张地讲，他尽在那里说废话。南方都市报是名报，版面不用说精贵得很。按我的理解，当初之所以把他这篇发了，大概的原因应该是，约都约来了，不发不合适——虽然通篇是废话，但毕竟没有反动言论。在下也系纸媒体评论版缝衣工的干活，对此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然而，编书可就不一样了啊。既然是号称“时评精选”，你的篇目就应该经得起挑剔才行。不能因为作者是名家就可以网开一面，以为拿名人撑面子，书就一定好卖。非也，南方都市报本身的面子就够大了。何况，序言中不是说得很清楚，“用稿唯质而不唯人”吗？

当然，我说聪明人徐友渔写了一篇弱智文章，却被精选进了一家著名报纸的评论集里，这也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不足为训的。即便如此，我也不能空口说白话，多少也应该对自己的判断作一番简要论述才对。不然，以上所言，就通通只能算作放屁。

徐先生的文章不长，但即便不考虑篇幅因素，我也不能把它擅自粘贴在这里，因为这可能涉及到著作权问题；但是提供电子版的链接，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有人读这个东西，也算是帮着打了下广告。所以，我准备在以下的叙述中，适当引用徐文的若干原话，来证明自己的上述放言不是放屁；并把电子版地址，附在这篇文字的后面。

徐文的第一段是引述新闻事实：据报道，韩国方面近日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同时正式提请中国政府在今后的文献资料中对韩国首都使用新的中文名称。另外，韩国还表示将通过国内外的舆论及媒体等积极展开宣传以尽快让世人接受。然后，作者紧接着写道：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新闻，其中包含了值得玩味的信息。

那么，什么东西“值得玩味”呢？

首先，徐先生在第二段中用了一百多字证明“韩方的改动是有道理的。人与地的译名，最好是接近原来的发音”。还把美国佬小布什拉出来举例：比如中国说“布什”，英美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体上可以知道说的是Bush。

这不是废话吗？南方都市报的读者不至于如此弱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就算这“道理”非得讲讲不可，依我看一句话就行了——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第三条规定，各国地名的汉字译写，以该国官方文字的名称为依据。——韩国对自己首都名称的官方称谓是Seoul，现在又指定了汉字写法，照着使用有行了，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随后，徐先生又道：在我看来，韩国人兴师动众、煞有介事地更名，不是为了坚决遵奉发音相近原则，而是有深层的民族心理原因。说白了，“汉城”者，中国人的一座城市也，顾名思义，这是使他们不舒服的。

这又有什么“值得玩味”的？人家兴师动众也好，打枪的不要也罢，关卿何事？给自己的首都取一个合适的汉文名字，兹事体大，不煞有介事，你让人家当儿戏啊？再说，别人的民族心理如何，你也要“玩味”？“说白了”又怎么样，不说白又能怎么的（di）？人家首都位于一条叫汉江的河流的南边，以前叫汉阳，后来成为首都了就改称汉城——本意是汉江之南一城池，你凭什么说“‘汉城’者，中国人的一座城市也”？如果人家“改名”（在此打引号，是因为人家其实并未改名，只是正本清源而已）就是缘于什么去中国化的“深层的民族心理”，那何不把“汉城”改成“韩城”，并顺便把“汉江”改成“韩江”算了？

继续学习徐先生的文章吧。

“作为语言哲学家，纯粹从学理上讲，我认为这种想法有些多余。当初我们的祖宗取名‘汉城’，很可能反映了‘天朝上国’对待藩属的心理，但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这种联想了。”“但是，事情不能只从学理上考虑，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想彻底抹去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他国附庸的心理，不但应该理解，而且应该尊重。所以，我认为妥当的做法，是大大方方地接受韩方的提议和请求，同意他们的更名，用这种充满善意的行动表示我们平等待人，对世界上不论大小民族一律尊重的原则。”

这就怪了。既然说别人“改名”之举措“不但应该理解，而且应该尊重”，那你又指责人家“想法有些多余”，“玩味”人家半天干什么？还说什么“大大方方地接受韩方的提议和请求，同意他们的更名”，你这算不算“天朝上国”心态啊？人家凭什么要“请求”你，又凭什么要你“同意”？你一“同意”就变成“充满善意的行动”了，那还不如说“恩准”算了，而他们也应该高呼“皇恩浩荡”才对。

至于大作的最后一段“启示”，就更莫名其妙了。限于篇幅，不说也罢。

总而言之，我认为哲学家徐友渔先生的《汉城改称“首尔”之启示》一文，是一篇弱智时评；却被放在了“精选”里，令我很困惑。

原文链接：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206-5-8.html

不管谁看到这个标题，恐怕都会不假思索地先强烈BS我一番再说吧——你有病啊，领事裁判权是个什么东东你知道吗？

我的当然明白，又不是没学过清国忍辱负重史。1842年，中英两国缔结《南京条约》之续约《五口通商章程》，内中记载：“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属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之一种。而按照西人自己制定的国际法，一国的公民在另一国境内犯罪或惹上其他官司，当适用所在国的法律，并由该国的司法机关裁决。而英人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赋予英国在中国土地上以领事裁判权，这当然是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侵犯。而且，跟英人的这个口子一开，西方列强纷纷跟进，其贻害实乃无穷也。

好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百年奋斗，终于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以后（不是解放后），废除了清廷和北洋政府与列强所签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个领事裁判权当然也就随之寿终正寝鸟。

但是，在中国人民已站立起来好几十年，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早已发生天翻地覆之大变化的今天，我这个现代中国人，怎么居然还敢提出这样一个荒唐得无以复加的“议题”呢？

我没疯，之所以提出这个荒唐搞笑又扯淡的问题，是因为公元2006年7月6日晚上我遭遇到了一件荒唐搞笑又扯淡的奇事。那可真是相当的有意思。

那晚没版可做，遂早早收工回家。步行到所在街区的那个路口时，尚不到22点，却恰巧看到了一场好戏正在上演。但见一大拨人正围着一位笑吟吟的警察、一位哭笑不得的出租车司机、和一位看上去50开外的微醺老外（显然是多喝了几杯），在那儿饶有兴致地“看戏”呢。

出租车司机说，半小时前，那白人老头从美领馆门口上了他的车，用成都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这个目的地。但是到这儿以后，老头却推开车门甩腿就走。的士司机马上追上去说，你还没付钱呢。孰料老头转身就给了司机脸上一拳，然后叽哩哇啦地说了一大堆英格里西，就是不给钱。可怜那的士司机一句没听懂，只好打了110。

面对警察和一大帮看客，洋老头那一脸无辜的样子着实好笑。我感觉他是能听懂中国话的，可是却不愿用汉语和警察交谈。于是，一位看热闹的小伙子上前用英语和老外攀谈起来。老头说，那个出租车司机有点坏，不是可信任之人，因此拒绝付费给他。旁观者们听了年轻人的翻译后哈哈大笑。警察于是很和善地说，无论如何，车费总得给啊，要不到派出所去解决。老头一听这话，眼珠子飞快地转了两下，旋即道：请警官先生帮我联系加拿大使馆（他大概是想说领事馆吧），我需要保护。就是老头的这番外交辞令，让我忽然想起那个词儿来——领事裁判权。

在此期间，又来了两位驰援而来的警察。可看那样子，即便再来十个，似乎也拿那赖皮老外毫无办法。而恰在这时，却跑来一位小姐，说近旁另一幢大楼下有一个小伙子在非礼一位小美女，于是刚来的两位警察立马随那小姐而去。我和一大帮人也兴奋不已地紧追不舍。原来人家是一对儿……于是，一大拨人又跟着两位警察返回几步之遥的“第一现场”。可回去后大伙却傻了眼——趁刚才这边一时空虚，那加拿大老头竟溜之大吉，跑回自己的公寓去了，只留下那小警察和出租车司机在此发呆。

面对大伙的抗议，小警察说，我也没办法啊，又不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我愣在那里，一下糊涂起来。敢情我们所在的这块地面什么时候又变成列强的租界了？敢情领事裁判权又在神州大地复活了？要不，那加拿大老头怎么会如此蛮不讲理，坐车不给钱还声称需要外交保护？要知道，他住这公寓已经好几年了，显然不是外交官——外交官也不可能打的啊，即便打的也不可能不给钱啊。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吃馆子不给钱，吃几个破西瓜更不给钱，可是你这老头是从白求恩大夫家乡来的呀，怎么也那么霸道啊？

而我们的人民警察又是怎么了？假如是一个中国人喝醉了，坐车不给钱还出手打人，警察会对他如此客客气气连身份证都不查验最后竟让他扬长而去吗？我们的警察是不是真的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吃拿卡要耍赖皮，只有他们的领事官才有权处理？

这个博客中国，以前的那些毛病还是依然如故……

从今天起，搜索一点以前的旧作，放在 http://blog.sina.com.cn/m/zhudazhi

尽量搜。算存点档吧。看看，比比。似乎没进步

5日中午读到一篇来源于东方网的言论《感悟于毛主席的“生日宴”》。文章一口一个“主席”，我看到就想笑。好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知道作者口口声声中的主席是谁，但是难保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的孩子们不起疑心。不能说，那篇文章传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这样的担心就显得太杞人。毛当年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和专著，作为史料，却是可能传世的，然而他们在叙述中，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这般“主席”来“主席”去地一贯到底。——当然，文中的那些原生态对话，则要另当别论了。

说一句废话：毛是有名字的——泽东是他的名，润之是他的字（之一）；“主席”，是他曾经担任过的社团职务和国家公职，譬如1949年前，他任过中华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后，除了终身任职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外，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等（在下在列举这些职务时，虽然没翻书没搜索，但自信跟中央文件的说法并无原则性出入）。

毛作为已经过世30年的前领导人，还在文章中使用其当年的职务名称指代他，我觉得殊为不妥。虽然毛是实际上的终身主席，但毕竟不是永远的主席，有效期至他谢世之时即告终结。毛以后又有过两任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后来这个职位被取消了，但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却是一直保留至今的。所以毛断不能永远垄断这个称呼。

我读现代史，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中央作了一个决定，把“总理”这个称号永远留给孙中山，以后该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只能称“总裁”了；蒋介石去世后，该党又作了个决定，将“总裁”称号永远留给蒋介石，以后该党最高领导人只能称“主席”。中国共产党决不搞那套封建色彩太浓的名讳世袭制，并没下文件说，把“主席”这个职务名作为一种特殊称号，永远献给毛泽东一人。

如果再扯远一点，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里，也没有哪个国君把“皇帝”这个称号永远安在自己头上。秦王赢政独步天下以后，也不过自称始皇帝而已。没想到20世纪的国民党，居然会如此地“封建”。当然，他们在孙中山去世后仍称他总理时，是要在“总理”前加一个“先”字的，就像儿皇帝们称他们的老子为“先皇”一样。

如今的作者，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甚至崇拜，在文章中继续称他为主席，从个人感情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若要写到正式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物中，还是应该讲究一点政治正确。假如是毛生前非常亲近的人，可以叫他伯伯、爷爷，甚至恩人也行；假如并不是那么讲究辈分的人，完全可以叫他“泽东”或者“润之”；假如想表明自己曾经与毛亲密无间，也可以叫他“老毛”嘛，就像长征时期和延安时代前期，毛的同僚们那样。当然，最稳当的称呼，还是“毛泽东同志”，假如你确定自己确系他政治上之绝对同志者的话。

朱达志 060705

美利坚合众国（英文：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缩写为USA，或常简称为United States，US或The States），通称美国，旧称花旗国，是位于北美洲的一个带有民主、分权、制衡传统的联邦共和国。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故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并对议案拥有否决权。

美国本土位于盎格鲁美洲南部，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及墨西哥湾。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76年英属的13块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宣言。自1776年从英国统治中独立出来后，1789年成为统一的联邦共和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各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宗主国和其它任何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一个在世界上诸多国家驻扎并使用军队的军事大国。

美国1979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一方面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根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7月3日上网看新闻，发现《东方早报》的一篇报道真是匪夷所思——仅仅是那标题就让我愣了半天——没钱花，美国新泽西州政府关门。报道称，因为“预算”经费不足，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7月1日签署一项行政法令，“关闭”已经没有权力支出任何预算的州政府。为此，州内公路建设项目被迫叫停；州立公园、海滩和名胜古迹被迫关闭，约4.5万名政府雇员处于“待业”状态。

我对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政府极端鄙视。堂堂一州之政府，按你们美国的宪法，比我们的省政府权力还大，怎么可能没钱花？“预算经费不足”，那毕竟只是预算嘛，又不是决算，不该花的钱一定不花，但是该花的钱也一定要花呀！怎么能让预算捆住自己的手脚呢？

有道是：事在人为；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算州议会置全州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把持财权，妄图搞垮州政府，你们难道不可以想法暂时借点钱来，把难关渡过再说吗？即便是那些资本家开的银行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州立银行还敢不听州政府的话？何况，实在不行也可以找企业赞助嘛。再说，你就不能想点办法在机关内部广泛发动群众集点资？

退一万步讲，就算所有的银行和企业都是势利眼，政令严重不通；而公务员们那点碎银即便搞到手了也只是杯水车薪——你堂堂州政府也可以发行彩票嘛！一周卖它个三亿美圆，除去一个亿的发行成本和奖金，还有整整两个亿可自由支配。就算为了掩人耳目，再拿出一个亿来搞希望工程，剩下一亿难道还不够你们那小小的州政府一周的开销吗？

话说回来，没钱花，难道就是你们擅离职守、放弃为选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正当理由？要知道，你们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没钱花绝不能成为你们放弃自己神圣职责的借口。以前不是有报道说，你们的西点军校也学雷锋吗？为什么新泽西州政府的公仆们就不能学学我们雷锋的牺牲精神呢？政府暂时遇到点经济困难，公仆们理应同舟共济、坚守岗位、无私奉贤、不负厚望才对啊。

其实，新泽西州州长科尔津真是个愚木疙瘩，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诚然，州立公园、海滩和名胜古迹是公益场所，应该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但是，除了门票不能收之外，你也可以让他们搞点多种经营创点收嘛。用这种方式维持公益场所不关门，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有什么不好呢？

堂堂一州政府，遇到一点点经费困难就关门大吉、逃避责任、自毁形象，令人痛心。如果全世界的地方政府都像新泽西当局那样，这世界不是要陷入无政府主义泥潭中？而且，如此而为，政府的权威何在？关什么门，也不能关衙门！即便是为了节约经费，尽量不对外办事，也可以把公务员们集中起来学习嘛；就算让他们在办公室上上网，了解点国际国内大事也行啊。怎么能够放大家的羊呢？要知道，人心散了，以后政府有了钱，再把他们叫回去，那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朱达志 060703

http://news.sina.com.cn/w/2006-07-03/01369353342s.shtml

刚才人事部的杨晴小妹妹送来一大束鲜花和一张留有几位同事美好祝愿的贺卡，真令人感动。

同样是祝贺员工生日，生活新报和潇湘晨报的方式就“实在”得多——前者是直接给你人民币若干，后者是一盒大号蛋糕。

但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成都晚报的鲜花和贺卡。

浪漫与温情，对早已解决温饱问题的媒体从业人员而言，似乎比蛋糕和钞票更重要。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黄健翔事件折射职业伦理问题

本报评论员 朱达志

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中央电视台优秀体育评论员黄健翔终于向全国的球迷和观众正式道歉。他承认在三天前那场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比赛中的最后几分钟，其现场解说和评论夹带了过多的个人情绪，确有失当和偏颇之处，给大家造成了不适和伤害，因此向球迷和观众郑重致歉。

尽管黄健翔的道歉看上去没有张斌在央视专题节目中的“四失”剖析精彩深刻，但是作为当事人，黄的表态已算难能可贵了。我们就像欣赏他在那三分钟激情演绎中所爆发出来的率真、性感与动人一样，欣赏他道歉时的真诚和对球迷、观众感情的尊重。

在现场直播中解说和评论运动赛事，如何把握好激情与理性之度，确实是一件很考手艺的事情。如果高标准严要求的话，这也可以说是判断一个体育评论员是优秀还是杰出的试金石之一。作为重大运动赛事的现场解说和评论员，黄健翔无疑是优秀的；但从意澳之赛上的表现看，他距杰出评论员的要求，又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好在黄事后及时醒悟，向全国的球迷和观众作出了真诚的道歉。如果说黄健翔通过这次挫折而变得更加成熟，并且没有因此而使自己的意志与激情有丝毫的消弭，那么可以说，这次“事故”不但不会对他的前程构成威胁，反倒使他距离杰出体育评论员的目标更近了。

但是，鉴于“黄健翔事件”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运动赛事和体育评论范畴，而演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我们对此事的关注，就理应从简单的事实判断中跳出来，从舆论表达空间的界定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等方面，剖析这件事情的社会意义。

首先，黄健翔身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评论员和资深球迷，他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深爱足球的人，作为一个“内心里比较希望意大利队出线”的“意迷”，黄健翔有权表达他对意队的特别喜爱之意与之情，即便其表达方式是多么的歇斯底里或者失态，都是他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表达是应该被严格地限定在私人空间中的，绝不应该出现在公共话语领域。尤其是，考虑到黄健翔的公众人物身份，他的一言一行更应该慎之又慎，避免对公共舆论造成误导和“污染”。而黄此次在这个方面的行为，显然是“越位”了。

第二，从职业伦理上看，黄的这次表现也殊为不妥。黄健翔是中央电视台的雇员，是中国的一名媒体从业者。这两个身份决定了他在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的角色惟一性。理论上说，黄在直播解说台上是不应该有个人观点和好恶的；尽管其在解说和评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个人观点与好恶的下意识流露。但无论如何，作为国家电视台的评论员，在职业活动中肆意地放纵自己的个人表达，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假公济私”，这至少是职业伦理意识不成熟的表现。而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当下的媒体从业人员队伍中，并不鲜见。

另外，对各项体育比赛，尤其是国际赛事，新闻主播是应该力避出现明显倾向性和价值判断的。而国家、民族、种族、政治、意识形态等等领域，一般而言，更是体育评论的涉入禁区。如果说，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只是体育评论员的职业伦理问题，那么现在所谈的，就是体育评论员的职业规范了。令人遗憾的是，黄健翔在此次“事故”中的“口无遮拦”，已经触到这根红线了，尽管是无意识的。

发生在北京时间6月27日凌晨的黄健翔“激情脱口秀”事件，不仅对黄本人是一个深刻教训，对所有的新闻工作者乃至一切公职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而言，又何尝不是一记警钟。我们关注此事的目的，正在于此。

许许多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钟南山院士，因其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而惊动省委书记，警方出动了百余警察历时10天破案。为此，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容制度存在之时，“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6月22日《南方周末》）

钟南山的上述言论表达得游刃有余，但其主张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意思却是十分地明显。其实钟院士在对这个问题发言之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理性梳理，支撑其主张的理由也显得牵强。他说，广州治安之所以不容乐观，直接原因之一是警力不足；其次是街道居委会还没有成为广州治安的有效补充，“无业游民”不能有效地被群众监控。“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些人有没有恰如其分的、刑事上的处理……”

我对钟院士的上述思维方式备感困惑。按他的逻辑，广州市的治安差，首当其冲的原因是警察太少，其次是警民联防没搞好，使“无业游民”失控，因此应该给予那些犯事的“无业游民”恰如其分的刑事处理。且不管钟院士的两条理由是否找准了穴位，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更是让人不敢恭维。既然主因是警力不足，那么就建议增加警力嘛；既然次因是“无业游民”未能被群众有效监控，那么就建议强化治安联防嘛。怎么扯到惩治力度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废这两个问题上了？

报道还说，根据自己朴素的判断，钟南山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观点：“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钟院士此判断确实很朴素，但是却跟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很不相符。法律必须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不受损害，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何况，以前的收容遣送制度，是建立在假定无业流浪人员是潜在的犯罪群体，因此应该不经司法程序就把他们收容起来并遣送回老家（这实际上是非法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样的逻辑和理念基础上的。呼吁恢复这种制度，实在是荒唐。

钟南山院士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有良知的学者之一。2004年3月，我曾在一篇题为“钟南山为何成明星”的短评中写道，钟南山以其诚实和专业形象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挽回了不少信心值。他之所以在2003年抗“非典”行动中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和明星，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身上所具备的非凡勇气、诚实品格和专业良知。

然而，法律和治安管理却不是钟院士的强项。钟南山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但现在，作为广州的普通市民，我还是想说说对广州治安的看法，尽管可能是外行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钟院士都不是普通市民，而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和“粉丝”们的追捧，极有可能会对政府决策和立法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请钟院士在发表公共意见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既然知道自己对治安问题的看法“可能是外行的”，那么就不要轻易发表与此有关的具体政策意见。对公共管理领域的是非问题一定要谨言慎行，这不是对钟院士一人的苛求，而是对所有公众人物的起码要求。

朱达志 0606626

昨天写了这篇以后，有新消息说，《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不确。于是，只好改写，重新上传。（6月21日 23时50分 补记）

行政垄断不反，立法何用之有
 
朱达志
 
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开幕前夕，有关反垄断法草案的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6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称，该法草案已被确定不在此次上会审议的正式议程之内；当天，《法制日报》记者就采访了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阚珂，被告知该消息不确，即将于6月24日召开的常委会会议将如期对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进行初次审议。
 
反垄断法草案自1994年商务部开始起草，并被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到2006年6月7日被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迄今已跨出了七大步，历时12年之久。我们一方面喟叹立法成本之高，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而欣慰——该法律草案养在深闺12载，迟迟出不了阁，正是因为各方面对该草案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争议颇大；有专家因而认为，此现象“预示着我国立法博弈的时代已经来临”。可以说，人大确实在试着一步步摆脱“橡皮图章”的尴尬。
 
不过，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部已被国务院常务会议基本认可，并即将被正式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法律草案，为什么会遭遇来自于民间的广泛争议。
 
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该法案的拟制，仍然没有脱离开部门立法的窠臼——6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草案文本，是国务院法制办根据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分别提交的建议稿加以综合以后拟定的，而且原有的行政性垄断章节还被整体删除了，包括行政垄断的概念、表现形式等内容。
 
反垄断法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别以为这是个小儿科问题。我们知道，所谓垄断，其实有合法垄断和非法垄断两种划分；要反的当然是非法垄断。从产生机理上看，可以将垄断分为经济垄断、权利垄断、自然垄断、国家垄断和行政垄断。一般情况下，自然垄断、国家垄断和基于知识产权法所赋予的权利垄断属于合法垄断，而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则属于非法垄断。国家为了保障安全、增加财政收入或确保社会整体利益，当然应该依法对某些特殊商品或服务进行排他性控制；但是，政府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排斥、限制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却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换言之，反垄断法律的最重要功能之一，乃是防止行政机关借助公共权力，对本该由市场规范的经济领域实施非法控制，譬如设置贸易壁垒、保护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而那些部门和地方在实施行政垄断时，又往往都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而且，较之民间的垄断行为，行政垄断对正常经济秩序的消解力度无疑更大，反起来也困难得多。何况，许多经济垄断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行政垄断在作祟。
 
设想一下，没了反行政垄断条款，反垄断法还有多大用处？民间经济领域的非法垄断，当然应当立法限制；但对于刚刚或正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目前最难反也最急需反的，却毫无疑义非行政垄断莫属。
 
反垄断法被学界喻为一国之“经济宪法”，可见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有多大。所以我很希望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反垄断法草案的初次审议，能够尽量多地采纳民间的意见和建议，恢复原草案中的反行政垄断专章。如果能将初审后的文本交付全民讨论，那更是善莫大焉。

2008-北京 作者刘溢（加拿大）

解读油画——搓麻将的女人[ZT]

纽约艺术博览会上一幅题为“2008-北京”的油画。北京将举办奥运会，即Olympic Games。这幅画中也是Game，却是中国的传统Game——麻将。这些女子，代表着全球化竞技场上的博弈者。
　　
画的左上角，是一幅标准像，乍看上去，熟悉又不熟悉，那是孙中山的胡子，蒋介石的光头，毛泽东的五官新组合的标准像。它象征着中国上一百年的历史，或者说是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全部。
　　
画的左面，是一个最天真和最聚精会神打麻将的女孩，她为抓了一手好牌而暗中庆幸。
　　
中间背影的女子，开了一个东风明杠，这象征着当前不可无视的事实--中国在崛起。虽然那女子有些不规矩的小动作。
　　
中间正面女子，似乎有些外来血统。她在打牌之余，另有闲心眺望光源，也即将来。她穿着光鲜，脸上有一些忧虑。
　　
再就是那个外国女郎了，她也来掺合中国的游戏，信心全无，躺在那里，因为她少抓了一张牌，相公，陪打。
　　
右面显然是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姑娘，她是使中国掘起的生力军。然而她的脸上有一些不明白，有一些不满意。她手中握着一把亮晃晃的水果刀，这暗示着一种仇富心理，暗示着一种危机。
　　
画的右边，在破旧的建筑的前方，有一条大河，有一些石头，这象征着前景莫测，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现状。
　　
这个解读来自加拿大的一张报纸，作者自己也引用来发到网上，但并未承认这个解读。

　　
我个人的解读是，中间女子是美国，背后纹着凤凰的女子是中国，侧面正在认真考虑出什么牌的亚洲女为日本，另一个躺着的是俄国。
　　
中国女子碰了东风并不意味崛起，只是表达“做东”的意思。而俄国女郎也并不是信心全无的“相公”。仔细观察一下她的姿态就会发现，很显然，她是在趁日美不注意，和中国女郎偷换牌。这正是换牌的瞬间，所以她桌上的牌少了一张。
　　
而旁边那个拿刀的小女孩，明显发现了这一切。她的视线停留在正准备把牌偷偷塞给俄国女的中国女脸上。美国女人，似乎已从小女孩的表情中发现了什么……
　　
把小女孩说成刚进城的农民似乎也太勉强。我觉得可能是代表中国民众，而坐着的是政府。有这场游戏实际上是政治的博弈，普通中国人却怎么的怎么的（不好直说）意思。
　　
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解释，我更是不敢苟同。我倾向于认为屋外描绘的是阴云密布的台海。
　　
至于文身，我也想不出来。腰间那个图形我无法解释。我打算简单地把文身视为画面的需要，在画面黄金位置设计一个文身，是一个不错的手段，最起码，比光溜溜的一个后背更有冲击力。

偌大一个西南书城，却没有伯尔曼著、译的《法律与革命》。这书十多年前就出了，但我想应该有再版的吧。

可是，没买到《法律与革命》，却意外地看到一本民国时期的法律名著《法学通论》，著者欧阳（奚+谷），当即收入囊中

……………………………………

西南书城在春熙路南头。买了书又顺便逛了下这百年老街（其实不过是名字老而已）。这条路值得反复逛。而每次在春熙路上溜达，都多少会有一些收获。明知道那条街上几家大商场中的东西一般较贵，还是愿意到那儿消费——多花的钱就算是用来购买好心情吧。春熙路街上和几家大商场里，真的是美女如云，可在购物的同时赏心悦目。而赏心悦目中，购物也就成了一件愉快之事，也就不怎么计较价格了：）

一座城市美女众多，其商业就应该比较发达吧。本社正在加紧准备对即将于成都举办的第三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的报道和评论（第一届前年在青岛，第二届去年在渥太华）。这个美女如云，所带来的注意力经济效应，是否也可以算作城市竞争力的一个考核指标呢？恩，去问问老总

2006年5月31日，旧历五月初五，23点56分。今年的端午节即将过去，马上就是六一了。一个是老人的节日，一个是儿童的节日。上午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端午回不回去；晚上我给希希打了个电话，问六一如何安排。惭愧啊！

下午市政当局在锦江中组织了一个龙舟竞赛；晚上回来时我看见有人在府河中放灯。岸边，到处都是恋爱中的年轻人和遛狗的中年妇女。想起晚上在网上和依依聊天，我问她放假的日期，她问我是不是觉得时间真快，我却回了她一个字——慢

5月31日见报的评论员文章，写得真是臭；尤其是那标题，简直是狗屁不通！

实际上签版前，我是想到了一个可以点一下睛之“点”的，那就是，把最后一段删掉，用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去把成都和阿姆斯特丹的直航，比作空中丝绸之路，最后用这一句话来收尾：

今天的“马可·波罗”们到了成都这座“壮丽的大城”，再也用不着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舟车劳顿，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返回故乡了，因为在今天的成都，已经建起了一条来往于成都和欧洲之间的“空中丝绸之路”。

这样的话，标题即可改成：通往欧洲的“空中丝路”

虽然有些牵强，甚至有点肉麻，但总比现在见报的样子好。（诸君读到这里请不要鄙视我，我这是在探讨社论的写法）

其实，那时候时间还早得很呢，再等一个小时送签都行。我的懒惰是无可救药了

文化部在成都开会，各省市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文化厅局长都来了。四川“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大会”也趁热打铁于今天召开，省委书记把孙家正部长请来讲了两个小时的话。

文化部长作为客人，难免要先客气一番：四川是文化大省，我在这里讲话都有点放不开，担心讲错，没新意。但是学忠（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是我的老朋友，不讲又不行，云云。接着他讲了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构成，文化的分层——信息和知识、情感、伦理、信仰和价值观，以及文化建设等等。

讲到情感，他举了一个例子：有时候和秘书、司机走在路上，遇到雨天，我都会提醒司机把车开慢点，不要把水溅到路边的行人尤其是那些拉板车（北京现在还有板车吗）的师傅身上。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人文关怀问题，同情心问题。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并不需要你太多的同情，或许他们的幸福感比我们强得多呢，因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所以幸福指数就比我们高许多……因此到了后来，我认识到，我们对底层民众的态度，不能仅仅是同情，更多的应该是“敬畏”。

他用了敬畏这个词。或许这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词汇，但是我理解他的意思。穷人有穷人的快乐，穷人有穷人的自尊，穷人有穷人的自由生活方式……文化部长有这点认识，应该可以赞一下的。谈到文艺创作，孙还说，不管什么时代，所有的进步文艺，都是关怀底层民众的。

讲到伦理，孙说，我们现在常常提出一些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很多，很复杂……如果像古人那样，简简单单几个字……多好。在一次很高层的会议上，有人提出，我们现在搞伦理道德建设，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可不可以继承？譬如，“三纲”可以不要，但“五常”可不可以继承？他虽没明说，但意思却很明显，即“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二十多年前，他在徐州任市委书记，听说一件事：文.革时，一位著名的豫剧老旦跑到徐州投奔她的一个忠实戏迷，也就是现在的“粉丝”，老太太（戏迷）二话没说，把她藏在自己的家里达三个月之久，救了她一条命。我们老讲原则重于感情，提倡“大义灭亲”，互相揭发。可是老太太却不讲什么“原则”，不讲什么“党性”，只讲义气——因为她知道那位名旦是个好人，好人就应该挺身保护。

讲到信仰和价值观，孙说，信仰和价值观的基础是宗教和哲学。这个就比较复杂了。我们对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应该尊重的。他说，以前在广电部工作时，曾提出搞好农村工作要抓好四个基本，一是基本的内容，二是基本的队伍，三是基本的阵地，四是基本的方式。但是搞了那么多年，成效不大，为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只有宗教才把四个基本抓好了，你来看：基本的内容——圣经、可兰经，基本的队伍——牧师、神甫，基本的阵地——教堂，基本的方式——一个礼拜去一次……

讲到发展和中国的现状，孙说，不要过分地宣传我们的成就，其实人家（外国）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成就，反倒是估计太高。因为外国人一来，我们就让他们看北京、西安、上海，那家伙，发展好快……可是你让他看农村呢？出城半小时看看呢？要学习美国人的务实精神，不要老是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美国人只有两百多年文化——错了！两百多年是美国人的建国史，他们身上同样流淌着几千年英格兰、爱尔兰、以色列文化的血……

最后声明一点：上面这些话，系根据我的记忆和简单的记录整理的，都是大意，不完全是原话，不算正规文本。因此，可以看，不能引用和转贴。谢谢。

周末了，看看电影

《雏菊》，一个唯美而又老套的爱情故事。可是当最后枪声响起那一刻，仍然令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很少看韩国电影。但这样的片子值得看

另一部是港片《黑社会》。前段时间看了它的第二部《以和为贵》，于是有了想看第一部的欲望。导演杜琪峰，不愧为香港最具政治智慧的电影人

像这两部不同题材和风格的电影，在大陆中国，是不可能被拍出来的。什么“文艺的春天”，几十年来，我们连个影子都未曾见过。自由匮乏的地方，是不可能产生真艺术的，尤其是当代题材。像张艺谋的那些矫情的玩意，不夸张地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为之感动过

幸好，我们生活在一个一球两制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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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成报》风波启示录

五月一日是“五一劳动节”，也死香港《成报》创刊六十七周年，这一天本是该报的报庆日，但欠薪问题却令《成报》上下员工饱受煎熬，且要为捍卫自身劳动权益而与资方抗争，成为当日的重要新闻。

其实，从去年年初开始，《成报》已发薪不准，及至今年三月，只罚了半个月人工，四月薪金一直拖欠，已违反了香港劳工法例，香港政府亦表示考虑检控《成报》，廿三名记者包括采主级人员忍无可忍，发起罢工，当中更有八人提出辞职，并表态愿意挺身举证《成报》拖欠薪金。

拥有六十七年历史的《成报》，在香港算是现存最老的报章，它走过大半个世纪，经历无数风雨，并多番易手。不少同行也曾在这所报馆成长及受训，它可说是培养香港报业人才的摇篮。而三年前，我也是在《成报》任新闻部主编，直至去年初才离职，如今眼见《成报》欠薪事件越闹越大，倍感唏嘘；而一众仍留在《成报》的旧同事，过去数月，薪金迟发，纵使连吃饭钱及上班车钱也不够，亦想尽办法，坚守岗位；更有主管愿意自掏腰包，借钱给有经济困难的同事，让他们可以继续上班，进行采访工作，这种专业精神，实在值得钦佩。

《成报》同事们为了新闻，都忘我了！他们不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放弃，这多少反映出香港新闻从业员对工作的超级热诚，没有钱收，也继续工作，但也同时反映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就业境况艰难，否则，他们早已选择另谋高就，不用留在此地做无偿苦战。

香港经济早已复苏，各行近年也有进帐，加人工及恢复年终双薪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何独是新闻从业员难闻佳音？甚至要受欠薪之困？即如《成报》员工，明知老板早已涉嫌违例，也要长期哑忍？这当然与行内难求一职不无关系。

事实上，香港报业早已进入“困乏期”，这是传统印刷文字媒体受到多元化的新资讯网络冲击所产生之必然现象及结果，故当中有不少印刷文字媒体，销量连年下跌，有可观盈利者仅为少数，其余的都是艰苦经营，甚或长期亏蚀，这可以说香港报业在咨询的新纪元中，被淘汰的警号已告想起，情况与其他先进国家及地方无异，而外国传统媒体早已启动应变，力求摆脱既有的办报模式，并开拓与电子媒体及网际网络不一样的新闻分析及穿透事态的专题报道，去增加读者的阅读价值。这种应变，并非扩大新闻报道只求量的横面，而是转向新闻报道求质的纵面，向一重心发展下去，以建立不同文字媒体的个别风格，锁定读者群。

反观香港的印刷文字媒体，经营者每天都要与电子媒体作比较，做新闻的宗旨是人有我有，人多我更多，且挖尽心思，猛力增加内容及版面，甚至每天出纸过百页，日日枉花人力，抢尽电视电台已经即日报道了的新闻，但翌日读者看的，与昨日电视看得，与电台听的无异。这样做其实对稳定销售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每家媒体竟然天天争着去干，以致了无新意，读者群不断流失。

这种一味不断加料加纸加内容的路向，不再管用，如果有效，出纸二百页、三百页销量必定冠军，但事实并非如是。在香港，每天印过百页如书本般的报章，其实销量不断下跌；而不用钱买的免费报章，也不见得能赚取可观的广告收益。然而，在此情况下，不少报业经营者竟为了同行竞争而不断求量，由于没有实质效益，唯有节省支出，故增加版面及内容之余，同时要缩减人手，原先要三个人做的工作，由一个人来做，并且要较三个人做得更多，为了完成量的要求，不管质，也不去细心研究读者流失的原因，编辑及记者日夜劳役，筋疲力尽……经营者这种盲目冲锋叫阵，有如士兵提着刀剑去打核战，全盘生意便很容易成为市场的牺牲品。

今天，传统文字媒体所面对的经营困局，其实是需要全面革新才可以闯过去。我们报章的版面，经历了近十年的“苹果化”后，今天仍没有新面貌，而处理新闻的手法、副刊的选题内容可以说十年不变；香港的一些杂志，由版面至内容，今天仍是十年前的旧风格，就是新创刊的也是没有新意，沿袭前朝。故我说是传统印刷文字媒体进入“困乏期”，所指的困难正是在创意贫乏，且至今仍没有意识力求突破。如此运营下去，试问凭何生存。

《成报》今天陷入困局，报业经营者当然可以隔岸观火，但看真些，他未尝不是全香港报业的一面镜子，我们或可指《成报》经营不善，但不要忘记，香港大部分的报刊营运取向，其实与《成报》无异。《成报》的欠薪风波，正好告诉了香港传统印刷文字媒体，是时候要摆脱求量的取向，回到新闻文字的优势中再求变革，提倡素质，并创出独有报格，这才是生存之道。

作者冯智翔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

（转自某论坛。原出处不详）

下午接老总电话，说原计划周一见报的“工业向园区集中”，要提前到明天出笼。只好牺牲今天的安排，跑来加班。5篇评论我写了3篇。好在终于结束鸟

这三篇短评，不忍卒读，但却是我3月份回来后最“重要”的文字。这样说来，就算有点历史价值了。但，却是不能放在这里的。明天从电子版上搜出来，贴到新浪和搜狐上吧

周六要见报的系列评论之三，周四就写好了。吸取第一篇的教训，我把初稿分别发给了正副两位老总。周五晚根据两位老总分别传达的意见，我把初稿中的两处文字作了修改，再次发给了他们。这天是没版子要做的，通常情况下可以早走，但我想了想还是留了下来。22时许，我到值班老总那里问情况，他说，老板刚刚才从家里打来电话，要编辑把最后改定的稿子在电话中再念给他听一下。于是随他一起去找要闻版的编辑。编辑要标准的普通话把稿子朗诵完以后，我也用亲切的成都话向老板作了几句说明。结果又改了一处措辞，这才上了版

领导对评论的重视，那可真“到家”了。虽然给我凭添了不少压力，但总而言之，还是颇欣慰的。如今，压力这个东西，于我已经是没多少感觉了

我的第一篇评论，老板不满意。不过没法，不是每篇稿子都能达到既要自己基本满意，又让老板比较满意这种效果的。下午碰头，我说我要保留一点自己的意见。评论需要一点独立价值，需要对新闻想表达的东西有所提升，不然就跟那编前语和记者手记没区别了——或者说，我的评论所言若全都是你想表达的那些话，那么，你的那个编前语和那些记者手记就可以删去了

原文有“自组织和自治能力”云云，被编辑改成了“组织和自治能力”。晕，组织和自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城乡一体化”搞得“很好”的一个“社区”，据说农民变市民了。但是，我们在这边采访“正面典型事迹”，却忽然听闻几步之遥的那边人声鼎沸。原来因为出入证问题，“物管”和被管理者竟动起武来了

随后，有人打了电视台的热线。不一会儿，就来了几个手拿摄像机的年轻人。他们指控“社区”管理人员不但乱收费，还出手伤人……

后来我们去“社区”居委会继续采访。若干时间后，那几个电视台记者也来了。可是他们却被阻止在了居委会大门外。于是与有关人员发生了推搡事故，据说对方把电视记者的设备弄坏了

这还了得。于是他们报了警，尔后又打电话召唤本市的其他电视台和纸媒体记者前来增援，还说要协调全市媒体第二天集体暴光该社区的无法无天行为。其中一位非常激愤，优越感又极强的摩登美女记者当着我们的面给本报社会部打了电话……

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因为他们并不认识看热闹的我们……

本报要闻部记者张兄弟和我面面相觑，哭笑不得。他说，难怪常常闻听电视台的社会新闻记者被人痛殴之类消息……

搞什么城乡一体化主题宣传。老总把评论看得太重了，感觉压力挺大。8日下午列席了两小时的集团编委会，尔后又在老总那里开了近一小时布置会；刚刚过去的9日晚，又开了两个多小时的策划会，在这以前，还花了一个多小时准备提纲。要命的是，今天恰好又是评论版正常出版时间。幸好稿件处理我们提前了。不过到现在还没签

明天还要另拿方案，然后再开会……

伪晋封建王朝说把今天的MSN聊天记录发他博客上，一字不改（http://blog.sina.com.cn/u/484522b60100037q）。此说相当扯淡，我这个才是连一个字符都没动过呢

（本主题相关内容自 2006-05-06  11:33:20 始）

猪打字 说：
你看我峨眉山乐山照片

梦回魏晋 说：
？？？？

猪打字  说：
有些佛教方面的叙述 http://zhudazhi.bokee.com/

梦回魏晋 说：
恩，我去看看

梦回魏晋  说：
 不错不错，就是人太多了，我这个人看见人多就烦躁，丹丹倒是喜欢热闹的地方

猪打字  说：
你不觉得，那张远眺万年寺山门，正因为人多，才显得颇好看吗

梦回魏晋  说：
朱家的院子不看也罢，哈哈哈

猪打字  说：
两边参天大树，中间是熙熙攘攘的朝拜者

猪打字  说：
靠，这个是峨眉山最重要的院子之一啊，里面摆放的是普贤和尚的巨型塑像，骑这巨大的大象上，几十吨重呢，也不知道当年是如何弄上山的

猪打字  说：
比孙中山的像大多了

猪打字  说：
文殊、普贤等，以前都是信道教的，后来却皈依佛门，为什么青羊宫里却有他们的“真人”塑像？

猪打字  说：
青羊宫太上老君殿上

梦回魏晋  说：
文殊、普贤本不是中国人，何来信道一说

猪打字  说：
靠，你乱说

猪打字  说：
文殊、普贤、观音，原先都是道家的

梦回魏晋  说：至于青羊宫里却有他们的塑像，我想原因不外两个

梦回魏晋  说：
第一，道教有意如此渲染，贬低对手

猪打字  说：
青羊宫里的塑像，是剃度前的“真人”

梦回魏晋  说：
第二，在中国某种程度上，道佛已经互融，所以只管“拿来”，吸引信众

梦回魏晋  说：
观音菩萨还有人说姓李呢，未必也是中国人？

猪打字  说：
观音在道教里有一个名字叫慈航真人

梦回魏晋  说：
也是先信道？ 

梦回魏晋  说：
哈哈哈

梦回魏晋  说：
慈航一词本就非道教所有

猪打字  说：
是啊，先是道家人，后改信佛

梦回魏晋 说：
真是胡说八道

猪打字  说：
你才胡说八道，你是胡人嘛

梦回魏晋  说：
东汉还有学者写《老子化胡说》，说释迦牟尼是老子呢。而且论据充分，比你猪老说观音先信道，还厉害些。哈哈哈

梦回魏晋  说：
我不是胡人，我是夷人

梦回魏晋  说：
南蛮北狄东夷西胡

梦回魏晋  说：
猪老，你才是胡人呢，难怪胡说八道

猪打字  说：
道之慈航真人就是佛之观音菩萨；道之普贤真人就是佛之普贤菩萨；道之文殊真人就是佛之文殊菩萨。这个，你一定要记住，不然，人家会说你夷说八道

梦回魏晋  说：
这个可能，但是你说他们先信道，改信佛，就真的是胡说八道，哈哈哈

猪打字  说：
只有地藏菩萨，才是马克思，其他的，都是列宁、毛、金、胡……

猪打字  说：
我这最后的说法到是不甚准确

梦回魏晋  说：
呵呵

梦回魏晋  说：
说是马克思，应该是孔雀王菩萨，释迦牟尼还是出自他的肚子呢

猪打字  说：
这样说吧。地藏菩萨，相当于王明等正统列宁主义；文殊、普贤、观音等，是中国式马列主义

梦回魏晋  说：
又来胡说了

梦回魏晋  说：
佛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在佛的眼中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

猪打字  说：
文殊、普贤、观音等由道皈佛，这说法你应该高兴才对啊，这说明我佛伟大光荣正确，四海归依啊

梦回魏晋 说:
可是也不能胡说啊

梦回魏晋 说:
混淆血统，罪名大了

猪打字 说:
我发现那些暴发户真有意思，见佛就拜，连泥菩萨都不放过；而且进庙子拜，入道观也拜

猪打字 说:
你进道观拜不拜？

梦回魏晋 说:
是呀，国人毫无宗教观念。不过也好，正好合我佛思想，不拘一格。

猪打字 说:
我是哪里都不拜；上帝也不拜

梦回魏晋 说:
拜啊，是圣人就拜。

梦回魏晋 说:
非常人就拜。

猪打字 说:
靠，你只能选一个啊

猪打字 说:
啥子都信，等于啥子都不信

梦回魏晋 说:
不对，是万法归宗。佛云，凡有所相，皆是虚妄。道、佛、马列，也都是虚妄。不要有分别哦

猪打字 说:
改天我创造一个儒释道真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梦回魏晋 说:
落了分别了，猪老，^_^

猪打字 说:
？

梦回魏晋 说:
说融合，岂不是就先承认他们有分别？

猪打字 说:
我还是觉得道法自然比较科学，其他的都是扯淡

梦回魏晋 说:
恩。我也很喜欢老子和庄子。

梦回魏晋 说:
简直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猪打字 说:
你还是皈依我老子吧

梦回魏晋 说:
但是觉得老子的话里只有一句最实在，那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生活中真的深有感慨啊。

猪打字 说:
我老子相当于我党的意思

梦回魏晋 说:
去死

猪打字 说:
我党相当于我们的党，不是说我就是党

猪打字 说:
我老子，就是我们的老子

梦回魏晋 说:
胡说去吧

梦回魏晋 说:
我下了

猪打字 说:
88

梦回魏晋 说:
把今天和你的聊天纪录整理一下，正好发博客，懒得写另外的了

猪打字 说:
一字不改

梦回魏晋 说:
一字不改

猪打字 说:
夷说八道与胡说八道

猪打字 说:
就用这个标题

梦回魏晋 说:
好的，这就是标题，不过把你放前面

猪打字 说:
算了吧，东西东西，哪里有西东之说

梦回魏晋 说:
就因为不是东西，所以你在前面，^_^

猪打字 说:
管你的，只要老子是东西就行

梦回魏晋 说:
哈哈哈

康不德参加完武汉峰会后到成都玩，我建议他去游览几处名胜，他却说是来看“人文风光”的，呵呵：）

他明天回广州，今晚和老何一起陪他吃火锅，这位不胜酒力的美女爱好者，比上次在长沙第一次见面时，显得更活络一些鸟。挺好玩的

在场的还有南方周末一位调查记者，才高八九斗的傅剑锋帅哥。他是来采访“柏条河”的。4月下旬本报连续做了4天，第5天上被叫停了，连带我的那篇评论。当时我和上海一位朋友聊起这事时，她也说，这样的事情，只有北京或者广州的媒体介入，才可能有转机并且出影响。但愿南方周末这次的采访能够见得了天日

青羊宫位于成都城西南，锦江边，是一座道教宫观，据说很著名。唐高祖及其子太宗曾来此视察工作，僖宗驾临则是为躲避战乱（黄巢农军犯上作乱）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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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从乐山—峨眉山回来。今天则是饕餮之日

公元4世纪，从中印度来华入蜀的僧人宝掌，赞誉峨眉山为“高出五岳，秀甲九洲，震旦第一山也。”万年寺中尚有宋代米蒂游览峨眉山时所留之“第一山”墨宝石碑。《杂花经·佛授记》云：“普贤者，佛之长子；峨眉者，山之领袖。”

佛教所谓四大菩萨，即指观世音、文殊、普贤和地藏。峨眉山系普贤和尚的道场，其他三位的道场分别在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

据说峨眉山的植物有5000多种，相当于整个欧洲植物种类之和；在中国当然数第一咯

峨眉山少说去过四五次了，上金顶也应该有两三次了吧；至于乐山嘛，去的次数更多。最早去峨眉，那可是上山三天，下山两天的艰难跋涉。而如今，车可以上半山腰，两道缆车可以直达金顶；过去游完全程得五六天，现在也就两天（像我们这次参加的B线团队，也就六七个小时）

遗憾的是，车过眉山，却没到三苏祠一游。这即是随旅行团出游的缺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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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浪漫的故事，莫过于临邛巨商全国首富卓王孙之女卓文君，跟汉赋第一高手蜀郡成都司马相如私奔了……

今天成都的阳光，那是相当地灿烂。下午去逛了逛浣花溪和琴台路。时间不够就没进青羊宫了

出差成都七十二小时印象

作者：孤单的狂欢
  
 
2006-4-28 1:36:59 | 访问数: 42|       收藏  推荐 

       
         06年的四月，一个春夏不明不白的季节。20日与朋友一道应省某科研单位之邀，赴号称“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与同行研讨关于“口语交际”（朋友戏称之“口交”）的会议。
         
          晨自赤水河畔的郎乡出发，途径酒城泸州，150多公里的路程才走了5个小时，朋友还幽默的问还有比这个更慢的车否，哈哈，幸好车上有录像和流行音乐做伴。记得是看了一个名叫《拯救地球》的发生在2050年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科幻片，其画面故事并不怎么样，不过觉得比所谓《无极>>等大片有现实意义多了。地球人真的应该自己拯救自己了，要不根本到不了2050年。之后听曾经流行在80年代的台湾校园歌曲，流行在回归，那歌手搅拌得比原唱差多了。MTV画面自然离不开养眼美女，子曰，食色性也。若搞几个老爷们臭男人来扭动屁股谁看？不过感觉歌曲旋律很亲切，勾起对那个时代生活的美好回忆。

          中午1点多到泸州，胡乱吃点饭后马不停蹄坐上到成都的凯鲍，选一个看电视的座位靠窗听MP3。那个称为韩国小天后的张娜拉的歌曲《功夫》、《烦着呢》，虽国语说得很外国，但我感觉比那个什么破周杰伦含糊不清的口语似乎好些。她很清纯可爱，因曾看过一台安徽电视台她参与的节目，主持人让她学说中国各地方言来折磨这个天使，几个大老爷们也太残忍了，真难为她了。其中《功夫》歌词有几句写得很朴实，“功夫你还差得远，虚心一点”，OK，美女的汉语功夫真的还差得远。看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汽车、树木、农舍、小山、田地好似一盆正在搅拌的全锅汤。偶尔看看播放的香港以打杀为主录像，实在无聊郁闷。电视屏幕终于出现谢谢观看了，随即播放的是成都一个什么“喀秋莎”的俄罗斯大剧院搞的一台晚会。泰国美女穿千疮百孔的衣服在煽情演唱，挑逗观众；还有拙劣模仿张帝的歌手，表演多少有些风趣幽默。幸好还有一个类似相声的节目，写一个四川民工到北京打工时求医因方言沟通困难而引发的系列笑话，什么“凉倒了”、“拐了”，特别是一个“打标枪”的方言，让人忍俊不禁。“打标枪”就是无法方便产生的后果，四川许多人都知道，成都人也应该有些知道，反正我老家就有这个词语，特搞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看来推普很重要，培养“口语交际”的口交能力也不可忽视。

          晕，老子居然高速路也要堵车。到龙泉一带看到世界上最长的车——堵车，后来才知道因为修补路面单放行。这么高密度的车流，如此奔流不息的大大小小的人物，把厚厚的水泥路面（也许有豆腐渣工程）轧得遍体鳞伤。是不是应该给所有的车或者乘客增加一个轧路费？毛主席他老人家曾说过嘛，损坏东西要赔嘛。幸好我是偶尔出差来得不多，若交俺也不怕。整整四个小时才到达成都双桥子车站下车，随即打的上车到武候祠会议地点。人生就是这样，从一座房子出来，进入另外一间房子；从一辆车上下来旋即登上另外一辆车，不停的奔波劳顿，最后停靠在火葬场的一个小盒子里永远安息。

           晚上宿武候祠一家三星级“康定宾馆”，说起康定大家都知道《跑马溜溜的山上》那首世界流行的民歌。稍事休息吃饭之后，娃儿朋友，一家著名企业的副总来宾馆看我和朋友，吹牛扯把子，谈诗歌。我的这个朋友在国内著名的《诗刊》、《星星》都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诗歌，也曾走过星光大道，是商人中心底还保存一块诗意自留地凤毛麟角的儒商。后来去保健按摩，在插科打诨中洗去按掉旅途劳顿。星夜无梦，有人说梦多的人辛苦，没有梦的人幸福？梦吧你，至少还有梦。

           第二天同事在宾馆准备材料，我上街瞎逛。打的先到人民广场，广场正在搞市政工程。伟人还屹立风雨中，还在挥起右手指着共产主义的方向，明天会更好。另外一只手藏在背后是不是在握着上世纪的遗憾？过去了，毕竟过去了，伟人还是伟人，也是凡人。也许现在更多的人比他犯的错误还多。打的到磨子桥电脑城，妈哟居然下小雨了，关键是电脑城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哈哈，也没有狗爬出的洞。一打听原来我这个来自小城的焕生还不知道朝九晚五，看电脑城门口的荧光屏提示才8：40，要9点之后开门。早知道老子多做几个春梦，何必在这儿等着一扇不开启的门？

          打的回宾馆也是堵车，听司机在通报在接受成都各处交通信息，看来到处都是拥挤的车流人流。成都是一座近千万人的西部大都市，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成都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可以来，只要有钱就居易。当然没有钱也可以来，乞丐、下苦力的、出卖身体不出卖灵魂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街头看到一个小乞丐死缠烂打的追着行人要钱，非要到不行，彷佛他是杨白劳老大，施舍的倒成了黄世仁。路人在不同的乞丐面前大都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走过。这个世道上乞丐已经成为种谋生的职业，虽他们低贱还有些影响市容，不过他们还非常敬业，比起普通上班族还认真，同情和施舍已经成为一种生财之道了。

           好几年没有来成都了，感觉就是车多、人多、楼多、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拥挤在这块地方能不挤吗？很多年前草堂、武候祠一带都有竹篱茅舍、田园风光，惜哉，都被车流人流高楼压在下面了，也许在深夜彷佛可以看到流连戏蝶舞，听到埋在地底下的一片蛙声。有什么可惜的？唐朝“锦官城外柏森森”，“黄四娘家花满溪”的风景只有在诗歌中永恒了。  

           下午在宾馆参加研讨会，与康定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关于“口语交际能力”的课题，会后他们请我们到一家听说是康熙什么的亲自题字的“钦善哉”共进晚餐。是“钦善哉” 还是 “钦善斋”？不会皇帝老儿写错字吧？管他什么哀哉还是哀斋，尽管享受他们很到位的服务。服务员一律着得体的古典韵味服装，专业的介绍菜名以及传说，服务非常周到。高档的享受背后自然就是温柔一刀的高消费支出。朋友说这是在享受一种饮食文化和那种情调，不过感觉我有些不自在。在低回的轻音乐中，在康定介绍他们风景中啜饮那种小城没有的氛围。后来结帐天哪几个人消费了400元，差不多够西部山区10个小学生的书本费了。这也许不是最贵的，和达官贵人们挥金如土的消费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也。

          饭后回武候祠，到附近网吧上网打发时间。和几个在线的朋友聊天。偶尔看到一条信息，说2006成都赛区超女报名开始了。我的妈哟，去年就包装炒作了一个超女“李宇春”的“春春”，制造出无数“粉丝”；今年怕还要搞出一个什么“冬冬”的超女，制造出来更多的无聊“冬瓜”铁丝来。听朋友说，现在成都流行什么“SPA”、什么“哈骨”的，主要是修炼骨感魔鬼身材，“身材诚可贵，哈骨价格更高，若为瘦身故，啥子都可抛”。这些都市流行我等怕永远赶不上，只是希望以后不要“流行感冒”或者“时尚非典”就好。

           约一小时后回到到驻地，步行到武候祠，武候祠景点已经关门了，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游客走进旁边的“锦里”。锦里是仿照古代三国时候修建的街道，牌坊楼阁都挂满红灯笼，商人小贩在吆喝叫卖，空气中飘浮着游客东南西北的语言。我们慢慢走，看风景、看美女，偶尔拍照，且享受都市风景。感觉有些累了，就回到宾馆，夜晚躺下休息。迷糊中电话响起来，本不想接，因为成都没有多少朋友，也没有联系不会有人找我的，不过实在吵，起来接电话，一个很温柔的女人说，先生需要保健吗？可以提供任何服务，没有等她说完我说对不起不要，妈哟，老子明天还要回家交公粮，不零售。

           第三天，早起吃饭收拾行李到车站乘车。朋友要到成都教育书店买书，打的过去还是没有开门，联系说要九点开。是呀朝九晚五都市人的夜生活太丰富多彩，夜晚自然也要好好睡觉休息的。于是失望的赶车到长途车站，乘车返回。

           成都到处都刻写着这样一句话，“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创意很好，其中包含很多的东西，要你自己亲自去体会诠释。我感觉如果比成都好的地方的人来走马观花之后还是要离开的；差不多档次的城市游客来观光之后也许有点留恋，不过还是要bye的；当然比这个地方差的人来了也许就不想走。成都是一座很休闲的城市，如果1573的泸州是灵动诗意的美少女，那么重庆就是麻辣激情的山妹子，而成都呢，我看就是珠光宝气特休闲的贵妇人。

           写完“出差成都七十二小时印象”，我想成都属于成都人，当然也属于世界。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干吗？朋友说写作呀，狗屁！写诗之后那个收尸？诗人这个词语在传说中是侮辱人的话语。传说曾经有个成都街头笑话，两个学生对骂，其中一个学生说，你老爸是诗人；另外一个反驳道，好，就算我老爸是诗人，你的老爸还是著名诗人哟！ 对方无言以答。罢了，成都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成都，那儿来那儿去，该干吗干吗去。

    good-bye  chengdu

原文链接 http://www3.139.com/zgscdl/1623380/Article/431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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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晚点，我在机场等了他一个多小时

今天挺累的，就抄两句算了

1，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今天没版，比平常早下班。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趁商场还没打烊，去给自己买一件衬衫。

在太平洋百货，看上了一件某品牌的纯棉 T血。做工、质地都没得说，料想不会便宜。结果一问价，还是暗暗地吃了一惊。转身拐进另一爿专卖店，估计这牌子的价位勉强能够承受。

选了一件纯棉衬衫，店员问需不需要配一条长裤，我说免了，要破产了。什么世道啊，2月底从长沙飞回来，也不过就这个价。一件薄薄的棉布衫而已。

不过，犹豫了那么一须臾，还是一咬牙一跺脚，掏出了信用卡……

看破红尘了。金钱真的跟粪土一样不值钱。这话是不怎么合逻辑，管他的

出了太平洋，一个人在春熙路上溜达。心想已有好一阵子没到锦江边散步，于是踅身南去。上得合江亭，眺望对岸无声无息的府河音乐广场，竟陷入了沉思之中。脑海里忽然冒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句子；忍了忍，没怆然涕下。陈子昂，四川射洪人。

好久没有这样奢侈地长时间发呆了……

突然想，为什么要在那里建一个露天音乐广场？是因为川音就在附近吗？是不是跟哪首唐诗有关？——直觉中深以为有这样的因素在。但就是想不起来……

没料到刚才洗澡时，却突然想起来了，一定是跟杜诗中的那首“赠花卿”有关，我前不久还刚刚温习过呢

于是马马虎虎地把身上的泡沫冲掉，跑出来翻书。果然没错，就是这首——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敢情这音乐广场所在地，就是当年的花卿家？

这是03年中秋之夜的合江亭。偏右边的那个亭子就是合江亭。横着的江叫南河，竖向的江叫府河，它们被统一称作锦江，在合江亭东侧相汇。摄影者站的地方，即是音乐广场所在之处。

下面这张，左面那个大亭子，就是音乐广场主建筑。右面的双亭当然就是合江亭咯

（真奇怪，这个帖子发了半天就是上传不了。试了试，却可以修改帖子。于是，只好用这个办法把18号的帖子替换成了现在这个内容——这可是19号的日志啊！整肃整肃，敢情是不准半夜发帖，因为这时不好监控？靠，以前很可能错怪了博客网。谁叫我们生在中国？）

所谓淡出，即一般情况下不再按时评圈通行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投稿了——只很少量地写，向极少量的媒体投。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鞋，李下不整冠。”

思量再三，还是觉得人格和尊严远比阿堵物重要得多。

阿堵物当然不是坏东西，但它也常常堵人的心，堵人的眼，堵人的灵魂。

何必给自己添堵呢。想通了，也就想开了。

毕舸的舸，是百舸争流的舸。但不知为何，好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时评家们——都唤他bike。在我们成都一直就有这样的说法：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半边。现在看来此言不确，应该说全中国汉人都奸。

言归正传。今天是星期天，休息。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浏览友博，发现毕舸友博上的链接栏，新增添了这么两行字：

其实不曾达志
自命风采老子 其实乡村干部

第一行是对我这个博客的代称，第二行是对它的个性化描述。毕舸才高九斗，几年前在成都刚出道时我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俩的名字经常同时出现在成都那两家媒体言论版上。所以本质上属于友军关系。他老早就晓得我愚长他N加N岁，因此有些过分地尊重我——每当肖像尘报发了他的大作，他都要一成不变地如此回复一番：

感谢杨兄、朱老师、晓宇兄

那意思分明是说，他们三人亲如兄弟，而我是仨兄弟的长辈。但见他每次都是如此一如既往认真严肃地对我们采取区别对待战略，老猪我真的是欢喜得不亦乐乎，直笑得半天合不拢嘴。这孩子，那可是相当地乖。

又扯远了。回到那个友博链接题材上。“其实不曾达志。”这话，那是相当地无比正确。从小我就立志要做一名油画家、工艺家、演奏家、作曲家、小说家、诗词家、史学家、法学家、资本家、慈善家、外交家、政治家……现在看来，每一样都是乌托邦乌有乡，达个屁啊。而最宏伟的理想——兼济天下，更是像共产主义一样遥不可及，哪怕再活他妈的五百年。

“自命风采老子。”这话我就有些不明所以了。首先，我是老子又不是老子。是老子即是说我有后；不是老子即是说我实在不敢自命老子而且还风采。不能说，我辨证唯物主义、我道法自然、我经常祸兮福所倚、我清心寡欲知足常乐、我碌碌无为、我绿党分子……那么我就是老子。结论不能这样随便下，得经过理性建设而且负责任的逻辑推理科学论证。至于那风采和老子链接在一起，那是相当地有问题。

“其实乡村干部。”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是相当地准确。至于是怎么准确到点子上滴，我不说，打死也不说。说出来，那是相当地有趣。我留着自个儿没事的时候偷着乐。

政府有责任帮助佘祥林重返社会

朱达志

到2006年4月1日，佘祥林出狱就满一周年了。可是，身体上重获自由的他，却始终未能实现重新融入社会，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他的青春年华在11年的牢狱生活中耗尽，以清白之身再获自由时，面对他的是一个急遽变化、已然陌生的社会。”佘祥林无可奈何地说：“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据最新一期《南都周刊》）http://news.sina.com.cn/c/2006-04-16/00319629179.shtml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而在当今中国人心目中，愚人节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佘祥林是2005年4月1日出狱的。这样的巧合也巧得太莫名其妙了。命运跟佘祥林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而这样的“玩笑”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的征兆。

佘家获得了90万元国家赔偿。可金钱对佘祥林却毫无意义。母亲殁了，熟悉的生活秩序被破坏了。出狱后的佘祥林就像回到人间的狼孩卡玛拉一样，始终无法适应这个复杂的社会。他接待了几百名记者，给外界以理智、达观甚至幽默的印象；然而内心却焦虑无比——人群、工作、情感、自身都让他焦虑。出狱至今已过一年，成为普通人的进程却缓慢得像蜗牛爬行。

好在，这世上“还是有一些朋友”愿意帮他。《三峡晚报》的编辑秦发在其女儿求学和买房上帮了大忙，成为佘祥林最为信任的人；一个做食品代理生意的朋友请佘祥林去“帮忙”，实际上是想让他熟悉社会……但是把《南都周刊》的报道通读了几遍，也没发现当地政府对佘祥林目前的境况有过什么作为的一星半点叙述。我很难相信记者在这方面会故意遗漏与此相关的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肯定会是一个不错的“新闻点”。实际上，我在写这篇评论之前，已花了不少工夫搜索相关新闻报道，结果是一无所获。

难道政府在给了佘家90万元“巨额”国家赔偿金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佘祥林的下半生撒手不管了吗？政府有没有责任帮助佘祥林重返社会？当然有！首先，佘祥林的悲剧是当年办案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手造成的，90万元赔偿的只是佘祥林的“误工”损失，其所遭受的巨大精神创伤，可以说永远无法愈合了。就算精神损失赔偿在目前的中国还于法无据，但是，对佘祥林的重返社会，当地政府难道就没有一点道义责任吗？

第二，佘祥林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从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上说，他还是一个大功臣。年初揭晓的“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结果显示，佘祥林案高居榜首。公众和专家都认为：舆论影响力巨大的佘祥林案是推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个案。该案引发了我们对侦查权边界、死刑复核程序、证据规则、“沉默权”、“疑罪从无”等司法制度和司法理念的深刻反思。而随后加速进行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及刑事诉讼法改革，可能就是佘祥林案发生影响力的初步见证。就这些重大影响而论，我认为，佘祥林以其罕见的牺牲，无意中不情愿地做了一回“法治英雄”。别说奖励了，政府至少应该对佘祥林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提供一些实际帮助，譬如精神治疗、就业指导和培训等等。

从一年多来的众多报道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佘祥林其实是一个道德水准相对较高、自制力很强的人。11年的冤狱生活所带给他的巨大伤害，我们更多的只是从他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痛楚表情和记者的客观描述中感知一二，很少听到他的直接抱怨。相反，在问及出狱一周年的感想时，佘祥林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法官、记者和社会上一切关心他的人。对这样理智的受害者，政府和有关部门难道不值得去主动关心、帮助吗？就连那些“浪子回头”的人，有关方面都能够及时主动地给予关照甚至表彰，遑论从来就没做过“浪子”的“中国安迪”佘祥林。

“2006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13日在成都启幕。凌晨签了版子，吃了宵夜，回家以后心血来潮，突然想看看电视。于是打开电视机，看到的恰好是四川省及成都市有关方面举办旅交会欢迎会和演出会的新闻重播。

演出会名字叫“花重锦官城”，当然是取自杜甫的名篇《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我听见播音员把“花重锦官城”的“重”念成沉重的zhong音，感觉有些吃惊，因为我从来就是把那个字读作重重叠叠之chong的！难道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误读？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而那播音员没文化，我于是翻了下书。结果却发现，按书上的解释，确实是我错了。且看书上的权威注释——

“花重：花沾雨水，显出饱满沉重的样子。”

靠，真是这样的吗？我有点不相信。在我看来，杜甫的原意应该是说：清早起来，看那些沾满朝露的鲜花重重叠叠地开放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前在青羊宫、百花潭或者人民公园看花展时，每每发现那些各式各样的鲜花，都是被一层一层地摆放在花架上，或者是因花枝高低不同而按远高近低依次摆着，看上去有如漫山遍野的山花一般，参差重叠、错落有致，煞是好看。

但是，待我仔细琢磨后，却又发现，把全诗的前后句子——尤其是“红湿处”联系起来看，又好象确有书上说的那意思——经过一夜雨水的浸润，那些花朵都显得沉甸甸的。而且我还发现，“花zhong锦官城”也比“花chong锦官城”的语感要好些。

这样想来，我感觉自己确实错了。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些心有不甘——我认为自己的解读意境更美。

看官诸君，你们说呢？

晚报观点
 
旅交会盛宴 印证“休闲旅游之都”
 
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 
 
2006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拉开帷幕，客商汇聚、贵宾云集，这场会展盛宴对成都的意义是标志性的。因为，它不仅带来了精品旅游路线及无限商机，还让全国甚至海外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的西部城市；而最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个难得的契机，成都得以印证已经逐渐明朗的城市定位。
 
这种城市定位就在于：成都不会仅仅满足于成为一座充满钢筋水泥和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她在致力于建设西部经济重镇、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同时，更致力于成为“中国西部重要中心旅游城市和国际知名旅游城市”。“休闲之都”和“旅游强市”是为成都量身定做的一张城市名片，旅交会就是亮出这张名片的绝佳时机。
 
三圣乡的居民提前亮出了这张名片。因为在之前一天，首届中国乡村旅游节已在这里隆重开幕，“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荣誉落地生根。而国家旅游局特地选择在此地授予成都“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的称号，可谓意味深远。曾经如星星之火的“农家乐”，如今已走向全国成燎原之势。当年这种农民自主创新的毫不起眼的旅游产品，在政府精心培育之下已形成响亮品牌、登堂入室。乡村旅游节当天，“五朵金花”即引资7亿元就是明证；而20架海外包机客人的光临，更显示三圣乡开发国际旅游市场的雄心。
 
三圣乡“乡村游”带动产业联动的发展模式，不仅是成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成功实践，而且为成都旅游资源注入了新鲜活力。这次旅交会把主题定为“中国乡村游”，可谓颇具慧眼和匠心。当然，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坐拥“天府之国”，成都其他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之丰富自不待言。以旅交会为契机，在“乡村游”的主题背后，清晰可见成都之于“休闲旅游”的城市定位。“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是对这种定位的最佳诠释。
 
这样的城市定位，饱含对成都“从哪里来”的历史认知，并将决定着城市“到哪里去”的发展路径。但归根结底，它是成都应对城市竞争格局而作出的现实选择，是成都找准比较优势、形塑城市个性，从而赢得竞争的通幽曲径。
 
众所周知，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据测算，旅游直接影响行业为14个，旅游间接影响行业为58个。旅游业直接收入每增加1元，会给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带来4.3元增值效益。因此，如何将天时地利的旅游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决定了成都“休闲旅游”的城市定位。
 
而作为一个农业人口600余万的西部大城市，成都也面临着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旅游业对增加就业恰可释放巨大潜力，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人员，相关行业将增加5个就业人员。这样的放大效应同样惠及农村。比如，以“农家乐”“桃花节”等为代表的乡村游，就给农村居民创造了增收致富的门径。而更重要的是，以旅游业为纽带，农村居民被自然而然纳入到统一的大市场，城乡一体化得以水到渠成。
 
在这个“经营城市”的年代，城市定位是如此重要。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那么这种以产业规划和品牌形象为内涵的城市定位，就是一种最大的“公共产品”。因为，各行各业和市场主体都将从中分享潜在商机，而每个市民也都将从城市发展中受益。2006旅交会之于成都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成都向世界展示魅力的舞台，更是成都强化“休闲旅游之都”的城市定位的契机。

公民表达之鄢烈山专栏

开设VIP门诊可以接受

广东省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开设“VIP专家门诊”，首诊挂号费300元、复诊200元/次，引起了各方热烈讨论。院方称“价格非常合理”；市卫生局称此举满足“特需”不违规；病友有赞有弹；而“三百余（留言的）网友无一认同”。我对这个话题也有话想说。

医卫改革是个涉及公众利益的敏感话题，众说纷纭很正常，但为了避免“关公战秦琼”，我们在辩论前须先搞清对方是针对什么问题在发言。我想，有两点应该达成一致作为论说的前提：

一是公立医院是公益性医院，它的宗旨是为普通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不能优先为权贵和富人服务，比如急诊优先、转诊的危重病人优先是不能分贵贱贫富的。

二是兴办民营医院应当受到鼓励，得到支持。它们可以动员社会资源，弥补公共财政投入之不足；可以提供差别化服务，满足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不论是面向高收入人群的“贵族医院”还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平价医院”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规范的管理下可以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压力。

只要是朝着大体公平方向前进的努力我们都应当予以支持，只要是无害的尝试我们就应当容忍。我是用这样的眼光和标准来看“VIP专家门诊”的。

有市民说“这解决不了‘看病难’。”当然解决不了“看病难”！倘若真像院方所说，参加“VIP专家门诊”的医生用的都是完成普通门诊工作量之后的业余时间，那岂不是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就诊机会吗？这种光明正大挂牌的VIP专家门诊，比某些医院滥发VIP卡，让内部人、熟人和某些人在普通患者前面“插队”要文明得多！

有人说这么贵的门诊挂号费，是在办“贵族门诊”，是歧视穷人。我不这样认为。我非贾公子，却天生“多愁多病身”，常跑医院。一想到挂号、候诊几小时，医生分分钟就把我打发掉了，真要发晕。谁都知道看病要“对症下药”，诊断辨证最重要。有时为了确诊，跑了那么多医院，花了那么多时间，乱吃了不少药，真的很愿意出300元找个资深专家仔细瞧瞧，听他用“不少于半小时”认真答疑和给建议，焦虑先减少了一多半。报道说这个VIP门诊开张后，来看的有白领有军人，他们可能就是像我这种心理的非“贵族”。

公立医院搞这种门诊，从积极的一面说，是让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回归，有利于改变医生的劳动价值不如洗头妹和理发师的现状；从消极一面讲，“一院两制”的门诊费毕竟是权宜之计。因此，我们不必满腔义愤地苛责该院纾解窘困的尝试，也期望我们的医改提速，从基本制度建设上解决公众的“看病难”，并满足不同全社会的医护需求。

鄢烈山，著名批评家，南方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晚报一周之祝俊初专栏

祝福我们的城市“超口爱”

“我不屑装可爱，你们笑得那么呆，一群人围过来，真的很奇怪……”4月9日，大熊猫宣传歌《超口爱》，由台湾歌手何以奇、马来西亚歌手黄国俊、成都本土歌手王飞组成的熊猫乐团在蓉演绎，前奏响至4月12日，成都大熊猫全球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晚报4月10日）。

网络话“超口爱”，翻译一下就是“超可爱”。国宝大熊猫“超口爱”，放在谁眼里也没得说，作为与大熊猫天然做伴的故乡人，我们自当引以自豪，而且深怀美好憧憬。成都，以天府之国之身，行动上一马当先、义不容辞，启动大熊猫全球宣传活动，标志着打造大熊猫文化产业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是打出的一张富有战略眼光的好牌。因为，积极推动大熊猫价值全球认同的过程，也是努力寻觅我们的城市之发展机遇的过程。

也是4月12日，首届中国乡村旅游节在幸福梅林揭幕（晚报4月13日）。好戏连台，话说又一个“超口爱”。旅游节、旅交会，交响生辉，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慷慨恩赐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奠基，更有我们合着时代音符而呕心沥血的进取、创新的妆点。享誉全国的农家乐，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20年前在郫县农科村播下的一粒种子，如今已挂满了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累累硕果。城市在乡村中，乡村在城市里，于休闲旅游市场，开辟了一条充满阳光的新路子——过去已证明了，现在正证明着，将来还会证明。

一节一会，招来了全国的、全球的目光。直接的，这是撬动成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的杠杆，如都江堰、青城山景区瞄准了国家5A级和大熊猫基地、洛带古镇在梳妆打扮，又如彭州丹景山牡丹花会现三万市民共赏盛况（晚报4月9日），再如消失了30多年的乌蓬船重现锦江（晚报4月13日）。进言之，这也是撬动成都以旅游为中心的一条产业链的杠杆。

汇集古今艺术的“耍都”春江花月娱乐街提前进入角色（晚报4月10日），中西合璧、有第二条“春熙路”美称的百年老街科甲巷、锦华馆文化风情街开张（晚报4月11日），不少市民眼中的“超口爱”日前接踵而至；或许，国庆节将以碧绿的树木、湍急的溪水笑迎市民的新天府广场，已是许多人期待的“超口爱”……那么，祝福我们的城市“超口爱”吧。

祝俊初，本土批评家，四川大学教师

经济茶座

唐双宁究竟暗示了什么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北京大学近日召开的“中国民营企业投资和发展论坛”上，以学术讲演的形式，透露了许多未必是纯学术的信息，概括而言为：区分两种准入、欢迎民营资本、防止关联交易、审慎设立机构，以及“国家仅对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绝对控股”。

唐的演讲明确点明了民营资本在我国银行改革中的政策取向，但又未明确说出某些可能的政策思路。这就有点麻烦了。

关于“审慎设立机构”，由于唐作出了“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基本饱和”的表态，舆论一般认为这是在暗示若干年内不再批准设立新的银行。至于“国家仅对五大银行绝对控股”，完全可以理解为：除此“五大”之外的银行，国家可能会允许民营资本甚至是外资控股。

由于民营资本在国内银行已经有控股的先例，民营资本在“五大”之外再控股其他银行，应该不存在政策障碍。存在障碍的实际是外资控股——对于外资入股中国的银行，银监会有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上限为25%，单个投资者的比例不得超过20%的政策规定。此项规定，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的一项承诺。但根据中国加入WTO协议，在2006年底，中国的银行业将全面开放。

时间的压力自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问题是，时间之外还面临着现实的选择。去年年底，被称为“世界大战”的广发重组暂告一段落，以花旗集团为首的竞标团出价241亿元人民币获广发银行85%股权。目前，此项重组结果正等待中国高层批准。

这是一个敏感而艰难的权衡。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假如对广发重组结果认同，那究竟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务实选择，还是根本就是对既定规则的漠视？

在有决策权的高层尚未明确表态之前，外界以及舆论也只能从“消息灵通人士”的微言大义中，揣摩可能的政策变化。那么，唐双宁是否在暗示什么？仅就银行业全面开放而言，目前时间的压力，实际上已经是现实的压力。徐冰（北京 媒体从业者）

来信

副市长的“脸色”和“天色”

入春以来，浑浊的天气一直在北京徘徊，看不到蓝天。日前，北京市副市长吉林来到丰台区一处施工现场检查扬尘，现场情景让他感到震惊：数千立方米的土堆沿街堆放，一起风，马上就是灰尘满天。于是副市长当众大发脾气，电视机屏幕上是他的满面怒容。 （4月1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高官当众发脾气，已成官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比如“张保庆怒斥高校收费上瘾”“李毅中痛斥官煤勾结”“高强怒斥部分医疗机构见利忘义”等等。虽然有不少人为高官们的鲜明个性喝彩，但我却很不以为然。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发脾气其实是一种无奈甚至无能的表现。

当然，在当今这个大众传媒非常发达、公众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时代，官员可以借当众发脾气向公众表明：他不是麻木不仁的，他是希望现状得到改善的。因此，这往往也是一种公关手段，有助于改善和塑造自己的公共形象。 不过公平点说，官员们发的脾气应该是有真有假的。真发脾气者，心中有愧疚，有亡羊补牢之念，电闪雷鸣之后，必有倾盆大雨；假发脾气者，则是干打雷，不下雨，脾气过后，山河依旧。

所以，对公众来说，学会识别官员是真发脾气还是假发脾气，是很重要的。而识别的关键，就是要看有没有后续的措施跟进，看他分管的领域的状况有没有改善。比如，对北京市民来说，要想知道副市长那天是真发脾气还是假发脾气，其实不必看副市长的“脸色”，而只要抬头看一看“天色”就行了——现在距年底，还有三个季度呢！ 邬凤英（北京 编辑）

让环保部门硬起来

中国首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表示：改革开放以来这25年里，环保计划中定下的指标从未完全完成过。与此同时，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解决环境监察体制和机制不顺的问题，中编办已批准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环境监察大区办，以对环境污染实施流域管理和综合管理。（4月13日《新京报》）

两条新闻摆在一起显然提供了这样一种暗喻：25年来环保指标之所以“从未完全完成过”，与地方环保部门在执法中的“为难”情绪密切相关。如今，环保总局成立直接委派的“大区办”，剑锋所指，正欲破除地方环保部门处处受制的困境。但指望一个“大区办”让环保执法马上强硬起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按照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像地方环保局这样的职能部门，虽名义上是总局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但在关键的人事权和财权上，往往都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正是这两个关键因素，导致地方环保部门在执法中不得不听地方政府“打招呼”。

当务之急，环保总局应该通过推动法律修订的方式将地方环保部门的人事权和财权收规中央，由环保总局直接管辖。如臂使手，如手使指，方能让环保执法工作真正脱离地方政府的羁绊，成为有效的监管力量。赵娇（江苏 学生）

晚上9点半去新南门拜会从长沙回来的老齐。齐老兄是5年前从成都过去筹备潇湘晨报的多位华西报人之一，地地道道的“潇湘”元老，辞职前系“总编辑策划顾问”。

自此，还在长沙的成都报人，已经不多了。柳走了，董走了，齐也走了……

老齐实际上是湖南人——出生于湘潭，上研究生时才到当时尚属四川辖区的重庆，尔后来成都工作、生活了11年，直到5年前去长沙开荒……

而他却说：湘潭只是他的原籍，至多算老家；长沙更不属于他；成都才是他的归宿。他认为自己就是成都人。

不过他事业的下一站，却是重庆。

两人一边饮酒，一边叙旧。谈及长沙往事和诸人事迹，免不了一番唏嘘感慨……

中途，又过来两位我现在的同事，其中一位是以前老齐在华西时的搭档兼好友。从成都出去，现仍然散布在长沙、重庆、昆明等地的诸多报人，一经提及，似乎大家都很熟悉，至少知道一二。

正议着，重庆方面的电话就过来了（给老齐的），原来对方竟是我以前在昆明某报的老板。而他竟也知道，我从长沙回来了……

老齐是个值得交往的人，惜乎在潇湘时交道太少

前年5月去武汉，我是见人说人话，见鬼也说人话（这话好像不对，那次没见鬼）。对二木说是专程去会他的；对黛琪说是专门去看她的。不过对洪波先生和明洋先生，却好像什么都没说——现在想来，至少应该客套两句，譬如说仰慕已久，特来拜访二位老师云云，尤其是，洪波先生又是在他府上招待我们。

一月多前，欣闻明洋要娶黛琪了（这话也许又错了，可能应该这样说，黛琪终于同意明洋娶她了），立刻向她表示祝贺，她却说，……%·#￥）*—%+——|+|+||+*（*—%#·|——）（……*￥——……

下面是陈明洋以前一本书的后记（之所以要把这个转贴过来，是有感想发；但贴上来后又不敢轻易发了——怕又让一些朋友误会……）

    解密后记

    我的职业生涯是简单的：长江日报十年，粤港周末三年，南方周末近六年。

    十八九年的生命就这样过去了。
 
    上大学的时候，发过宏愿，说过大话，是说，数古人的骨头，摸过去的底。不敢说做到了，但没有懈怠过。

    大学毕业前夕，选择自己的职业，我又说，摸现在的底，数活人的骨头。于是到新闻单位，做记者，以为是以看、数、摸为职业的。
 
    摸过去，数过来，看过无数的人，各色的作为，种种的欲望，悲欣，形形色色的主义理论思想观点主张想法念头，发现值得生命去兑的东西，怎么也写不满小学生作文本的一行。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生命就这样过去了，消失了。
 
    曾经想，以孔子为师，“述而不作”。不“作”做不到，因为得活下去。只是“作”的东西却未必是自己想“作”的或最想“作”的，但不管“作”了什么，总是渗了自己的心血，耗了自己的生命的。“述”倒是可以自由，三二友朋，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日子也不是没有，只是越来越少。现在，是大约连话都不会讲了。

    曾经想，也不“述”，也不“作”，作一个人，天地之间一个人，一个还像个人的人，就够了。
 
    对写不满小学生作文本一行的，身体力行，有所作为，是一件难事。但我想，这是还像个人的人所应该做的。

    三十八九年的生命，按照乡人的说法，算是一半埋进了土里。在这埋葬了的、消失了的、过去了的生命里，自己到底做过什么，想过什么，是过什么样的人？静夜思之，自己也疑惑起来。
 
    鲁迅的第一个杂文集子叫做《坟》，是我欢喜的。后来想想，坟是生命的终点，在这终点之前，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坟，只是不知道哪个坟埋了哪一个的自己，哪个坟又埋了自己的哪一部分、哪一时段的生命。
 
    相传曹操疑冢七十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埋的成本高，找的成本也高。分尸大卸七十二块，一块一冢，料必阿瞒不会出此货不对板之策；但以全尸而居其一，难找是难找，只是遇到愚公就麻烦了。所以后人就有献计的：“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不过，这也就是个疑冢七十三，门槛再高一级而已。我不怕愚公，只是觉得，自己的过去了的生命，不也成了一些疑冢吗？就有将自己的各色文字总名之曰“疑冢”的想法。

    这里是我在南方周末编的“解密”版——这个版名已经是死去有年了——的部分文章的结集，也算是我的疑冢之一吧。

 
陈明洋

2002年11月6日改定

晚报观点

自主招生不会自动实现教育公平

特约评论员 童大焕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自主招生在公众的高度关注下，预录取通知发放名单已经出炉并开始陆续向考生寄送。18岁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三14班学习委员章文昕，4月1日参加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面试招生，6日收到了两所名校的“预录取通知书”（相关报道见08版）。4月7日另有报道说，复旦大学有部分非重点中学考生入围，而在上海交通大学自主招生面试中占近5％的非重点中学考生，则无一人过关。

此前，有一位一线教师担心在基础教育没有普遍均衡化的情况下，类似的高校自主招生只能是重点学校之间的竞争，现在不幸成为事实。他说：在教育均衡化尚未有实质进展的时候，这种貌似公正的自主招生所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基础教育的竞争更为惨烈，过去应试教育，非重点学校靠“死楸”还能有一线生机，而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倘若没有相应的优质资源为背景，非重点学校是底气不足的。高校“面试自主招生”也许是破除应试教育的“松箍咒”，但如果没有针对目前存在的城乡基础教育或者说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差异现状的对策，又会演变为新的不公正——而这样的不公正，却又是在看起来“公正的程序”下形成的。

有作者撰文指出：在复旦大学的面试中，提问者不拘泥于课本，社会关注度的考察被提升到重要位置。如有的考生在面试时被问到“不少媒体披露过医生收红包的事件，对于医德问题，你有何看法，应如何避免‘红包事件’发生”；有的被问到：“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矛盾，你有何观点和看法”等等。假如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参加这样的面试，结果可想而知——由于家庭和教育条件的限制，由于“没有见过世面”，农村孩子在这样的竞争中失利，几乎是铁板钉钉的。

教育的公平问题在自主招生面前变得如此尖锐。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考试和招生？如何看待教育的公平？

应该明白，考试本身并不是天然公平的。人才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多样性，而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考核或者选拔人才，对于适应这套考试系统的人来说，是公平的；对于不适应这套考试系统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因此，自主招生的“因材施教”值得肯定。

但是，以考试（包括面试）考查不同学生，其公平的前提是这些学生以往所处的教育环境基本相同。以同样的考试考查学习条件迥异的学生，是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云南的考生，重点线也许还不到60分的及格线，但是进入相同的大学环境后，其日后的素质表现也许并不比其他地方的高分考生差，甚至有的更好更杰出。

最重要的是，考试遵循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市场竞争逻辑，而教育需要遵循的却是社会权利逻辑——即保障不同起点不同出身的人能够在成人后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之本。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共识和手段。考试本身无法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因此教育公平需要政策之手。而政策调控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却被认为是公平的——一方面，它增进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效率；另一方面，它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竞争的起点公平。

在基础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均衡和学校间不平衡的当下中国，对高等学校的自主招生绝不能赋予太高的意义，更不能放任自流，而要在充分保证各地区名额分配公平，并合理照顾到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基础上进行。

法眼观象之何三畏专栏

治理“砍手党”关键不在“敢开枪”

“砍手党”，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名词登陆媒体，说明公共治安形势的严峻变化。“砍手党”似的恶性犯罪，既威胁着公共安全，也给公众造成心理恐慌，并且这种恐慌会迅速蔓延。所以，治理这种恶性犯罪，是非常紧要的。

近日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要求，“干警要敢于履行职责，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尤其是在执勤中面对‘砍手党’等严重威胁群众和干警安全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那是民警的悲哀’。”（本报近日报道）

广州是上述犯罪行为的多发地，张桂芳打击“砍手党”的决心可以理解。并且，张书记的要求，也深有群众基础：网络调查显示，八成网民赞成“坚决无情打击各种犯罪，对于抗拒的犯罪分子，尤其明显威胁无辜、平民百姓、警察生命时，只有就地处决……”。

不过，领导的决心和网友的倾向是一回事，打击犯罪必须用法律武器，却不是一个需要讨论而后决的问题。众所周知，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开枪，怎样开枪，早有严格规定。当然，规定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法律没有修改以前，也只能讨论，而没有任何理由“敢于开枪”，包括治安严峻。

什么叫“敢于开枪”？一般来说，警察在应该开枪的时候，并不存在敢还是不敢的问题，有些人还是相当“敢”的。既然他们有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缺点，就没有必要特别鼓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请原谅我的这份迂直，我这里是从条文出发。我知道现实严峻，但我更知道，口子是随便开不得的。警察使用枪械的规定，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要敢于开枪”，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甚至为了威慑犯罪分子，也不能发出这样的号召。只要罪嫌没有继续威胁他人安全的能力，他就应该被逮捕归案，受到法律的审判，而不是“就地正法”。

从实际效果来说，如果警察“敢于开枪”，是否就能使把“砍手党”斩尽杀绝呢？我很有把握，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凭常识推论，这只能使城市限于某种“巷战”之中。

也就是说，良好的治安不是“开枪”可以打回来的。事实上，广州市不是“今年以来，民警在追捕中，已击毙2名袭警者，击伤3人”了吗？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数字。但广州的“砍手党”还是没有消失，也许根本没有减少，否则，张桂芳也就不必说“要敢于开枪”了。

公安警察的职责只是依法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目前的治安秩序不好，但现在终归还是和平时期，“开枪”一事，还是不宜“敢于”，而以严格执行现有法律规定为好。

何三畏，资深记者，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思想体操之曹林专栏

给全国人民放个“奥运假”

为给2008年奥运的成功举办提供良好环境，保证奥运期间的社会秩序，北京市近日成立了奥运立法协调组启动奥运立法工作，包括奥运休假等纳入了议事日程。（见本报昨日06版）

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新闻当然很高兴，逢国际重大赛事举办城市放假已成国际惯例，雅典奥运时政府就慷慨地给雅典市民放了一个月的假——咱不奢望一个月了，打个2折放假一周不算过份吧。放假多好啊，既可以轻松地看奥运，还不耽误拿奖金。快乐之余转念一想，奥运期间仅北京放假？在地域关系紧张、国人集体性的奥运情结、举国办奥运的中国语境下，这肯定会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

果然，登上MSN，家乡一位朋友立即发来一条“酸溜溜”的信息：北京人，奥运有望放假咧，幸福啊。另一位武汉的朋友则发起了牢骚：记得6年前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时候，当时曾激动地与女友抱在一起相约共同奋斗一起去北京看奥运，看来是没空去了。我相信这位朋友绝非煽情，因为2001年7月13日晚，我也曾与女友共同许下这个愿望。“到北京看奥运”作为一种情结深深植根于国人美丽的梦影中，而在自己的国度与奥运零距离接触，成为国人的一种精神图腾。

由此想到，“奥运假”不应仅面向北京市民，也应照顾到全国人民对奥运的特殊情感。给北京市民放假是为保障赛事活动的安全有序，如此，北京市民放一周假，其他地方的人放一两天总是可以吧。我们在“黄金周”这样的消费性节日上放假是那么慷慨大方，在奥运会这种精神仪式上也不应吝啬。一两天的时间难以真正“到北京看奥运”，但这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狂欢、共享奥运的国民感觉。

有人会说，奥运举办地市民才放假，这是国际惯例——可奥运对全体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放假福利应该惠及全国。而且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举国办奥运，北京奥运不仅属于北京，更属于全国人民，这种举国理念应该在放假上得到体现。因此，在奥运放假不应只是举办地的地方安排，全国人大对其他地方的放假也应有统一安排。

由放假想到整体性的奥运立法，仅由北京市进行奥运立法很让人费解。北京奥运既然是属于全中国人的奥运，所以奥运立法的许多事务都有必要面向全国民意进行听证，不能仅由地方说了算。据悉，为保障奥运期间的安全和社会管理，北京有关部门准备在奥运期间对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实行管制，对外来进京车辆进行控制，这就涉及到外地人来北京看奥运的权益问题，应该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协调。

立法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北京奥运是中国人的奥运”不是一句空话，应该体现在奥运立法中。

曹林，知名批评家，中国青年报评论员

来信

法官挥勾拳 法律就哭了
     
受11名天津当事人的委托，北京律师王令3月28日与他的当事人前往天津南开区人民法院办理立案手续，但不仅立案请求被拒，还在立案大厅遭到该院行政庭庭长王学林的殴打。在“我就是法院，法院就是我”的叫嚣声中 ，王学林挥出一记勾拳，之后便是掐脖子。（4月11日《华夏时报》）

律师王令后来说：“他可以打我，但请不要在法院打我，请不要在我履行职责时打我。他这么做，让我感觉打的不仅仅是我，打的是法律。”

当法官挥勾拳，法律就哭了。人民法院是司法机关，其职能是打击犯罪，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普通公民在穷尽一切手段之后，运用这“最后一道程序”来维护自身权益。可发生在该法院的这一幕让法律失去尊严，让民众失去信心。法院一旦破坏法律，那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

美国学者德沃金在其名著《法律帝国》中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在法律帝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法官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奠定在“人们尊重法律、相信法律”的基础上的。一旦法官自己都不尊重法律，甚至破坏法律，用自己的“勾拳”来捍卫 “地位”，受伤的是大众，受伤的是法律，受伤的是社会正义。

王旭东（安徽 记者）

订做日本式校服太伤感情

合肥市某小学和一家学生用品公司特地向全校学生发了一封《致学生家长信》。信中称“本着自愿原则，×××公司特向家长征求订做学生制式四件套校服(仿日本校服)的意见，希望得到各位家长大力支持”。（4月11日《新安晚报》）

不用说，这所学校的这一行为遭到众多学生及家长的不满和抵制。这并不是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偏执，而恰恰是源于每个中国人应该具备的一点基本感情。

校服是一个学校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校精神风貌的体现。统一着装反映了集体性和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但须顾及学生思想和感情。众所周知，日本不仅历史上对亚洲邻国犯下了滔天罪恶，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从根本上承认罪孽。前几年，某明星身着日本“军旗装”，某旅游区将“鬼子装”放在市面上招揽游客留影，无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心情，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让学生穿上这样的校服，他们的心理能“适合”吗？

学校不仅要教会学生科学文化知识，更要让学生知道历史，懂得历史，清楚什么是美丑，什么是荣辱。奇怪的是小学生都懂得的一点基本感情，学校却“并不清楚”，不知道的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朱绍华（安徽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