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沙场＠猪打字的部落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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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舸的舸，是百舸争流的舸。但不知为何，好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时评家们——都唤他bike。在我们成都一直就有这样的说法：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半边。现在看来此言不确，应该说全中国汉人都奸。

言归正传。今天是星期天，休息。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浏览友博，发现毕舸友博上的链接栏，新增添了这么两行字：

其实不曾达志
自命风采老子 其实乡村干部

第一行是对我这个博客的代称，第二行是对它的个性化描述。毕舸才高九斗，几年前在成都刚出道时我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俩的名字经常同时出现在成都那两家媒体言论版上。所以本质上属于友军关系。他老早就晓得我愚长他N加N岁，因此有些过分地尊重我——每当肖像尘报发了他的大作，他都要一成不变地如此回复一番：

感谢杨兄、朱老师、晓宇兄

那意思分明是说，他们三人亲如兄弟，而我是仨兄弟的长辈。但见他每次都是如此一如既往认真严肃地对我们采取区别对待战略，老猪我真的是欢喜得不亦乐乎，直笑得半天合不拢嘴。这孩子，那可是相当地乖。

又扯远了。回到那个友博链接题材上。“其实不曾达志。”这话，那是相当地无比正确。从小我就立志要做一名油画家、工艺家、演奏家、作曲家、小说家、诗词家、史学家、法学家、资本家、慈善家、外交家、政治家……现在看来，每一样都是乌托邦乌有乡，达个屁啊。而最宏伟的理想——兼济天下，更是像共产主义一样遥不可及，哪怕再活他妈的五百年。

“自命风采老子。”这话我就有些不明所以了。首先，我是老子又不是老子。是老子即是说我有后；不是老子即是说我实在不敢自命老子而且还风采。不能说，我辨证唯物主义、我道法自然、我经常祸兮福所倚、我清心寡欲知足常乐、我碌碌无为、我绿党分子……那么我就是老子。结论不能这样随便下，得经过理性建设而且负责任的逻辑推理科学论证。至于那风采和老子链接在一起，那是相当地有问题。

“其实乡村干部。”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是相当地准确。至于是怎么准确到点子上滴，我不说，打死也不说。说出来，那是相当地有趣。我留着自个儿没事的时候偷着乐。

今天（我所指当然是4日）约晓宇写了一个头条，主题是都江堰清明放水仪式。小乳猪很开心，说他很喜欢都江堰，写这样的东西，也算是文人的本分，“尽管我并不以文人为荣”。晓宇写文章一向是很认真的，这篇亦然，大概花了3个多小时，1300多字（上版后删了一百来字）。

晓宇这篇文章的风格一如既往。尽管它不怎么像我们通常所见之时评，但我对这篇还是比较满意的。以前在潇湘晨报编晓宇的文章，心情通常颇为复杂——一方面，感佩于他的横溢才气和有如汉赋般华丽铺叙的行文风格；另一方面，又每每不能认同他的许多很不政治正确的判断以及许多根本就无清晰判断的铺陈夸饰。应该说，今天这篇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毛病”，当然也仍然给人“好看”的感觉。——对于这样的题材，似乎价值判断可以暂时/稍稍地给辞章和文本让一点位。

不过，还是有些担心这篇稿子能不能顺利过关。因此我事先就想好了几句说辞，以备万一之需。还好，值班老总没太多地为难我。他说，这篇文章不能算是评论嘛，更像副刊文章——简直跟我以前对小乳猪文章的评价一模一样。值班老总其实不知道，这篇，跟晓宇04年的文章比，已经很时评了。按照耕身的说法，这一年多来，晓宇有了不小“进步”，也很善于学习时评写法。确实是这样。晓宇04年的文章，比现在更“华丽”也更云遮雾绕，很多篇什给你的感觉，简直就跟《前出师表》最后一句所说一模一样：）

但不管怎么，最终还是过关了，尽管老总不是很满意。而我只是简单陈述了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位兄弟的风格是比较特别一点；好在这个话题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有可取之处；当然，偶尔为之可以，不能经常这样搞……

下面的内容，是经我编辑过的见报稿。标题是小付另取的（原题完全是散文标题，被老总否了）。

清明放水 寻找成都历史坐标
 
http://www.newssc.org 2006-04-05 07:50:06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本报特约评论员 晓 宇

　　都江堰在我们心中是一个传奇，是一个千纪不曾改变的传奇。这种心情，如同平静的潜流不息地奔腾，说不清为什么，只知道一直激动着。今天，2006年的4月5日，在这个一年一度的都江堰清明放水仪式上，这个传奇再一次被解读。(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02版)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清明是水做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江南的水，轻纱似的温柔。都江堰的清明，是流淌的水，都江堰的水，是流淌的中华气质，是流淌的中华血脉与滋养。

　　清明的今天，一声自远古先民而来的“放水喽”，省却震动天地洪荒的共鸣，我们不将都江堰看作一个科技与水利的标高，与其说这是荣光的纪念，不如说我们藉这个悠远真淳的仪式，用最初的智慧对现实作一次唤醒并求得回归。

　　都江堰之所以能用到现在，能“活”到现在，而没有成木成石，没有成一个仅供瞻仰的偶像，就在于它的简单与朴素。一个以热胀冷缩为基本工程方式进行操作的建设，一个以竹笼装卵石进行施工的工程，却连接了“设鱼嘴分江控流”“筑飞沙堰溢洪排沙”“凿宝瓶口引水灌溉”的复杂系统。我们不能不说，筑堰的李冰父子以“兼利天下”的实干创造了一种哲学式的建设与生存，这种哲学式的生存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这种生存，往往表现为最直接的力量。

　　曾经轻快地迈步于飞沙堰的卵石上，曾经在宝瓶口湍急的碧流上感叹逝者如斯夫，曾经在安澜索桥上俯仰天地而踌踌独步，面对“水利瑰宝”“独奇千古”“镇川之宝”“离堆锁峡”这些灿烂而豪迈的词语，让我最为沉浸而受用的反而是“深淘滩、低作堰”的简单与沉静。我们今天来看都江堰不会是武侠小说式的惊艳一枪，而肯定是人本、利民、和谐、自然这些简单价值的熠熠闪光，人类的历史不会是一时的显赫，它本就是一项长远的事业。

　　正是这六字诀保证了都江堰不废于江河淤积，也不被湮灭于历史的烟尘。

　　因为年年相袭、代代相因的淘滩冬修，就有了截流放水的杩槎技术，就有了千年传承的清明放水。在都江堰最古老却承载着先民大智慧的技术面前，我们只能被感动。屹立在江水中的杩槎，在堰工锋利的斧子下轰然间随激流散去，我们只能对岁月敬仰，我们只能对这一母体保持敬畏并尊重。

　　一个民族的神话就是她的英雄史。李冰父子由人而神，由神而造化成为民族心灵的精神因子，在代代相承的民俗中，因为尊重，也因为遵从，人们共同的心愿总要在仪式中获得共鸣，民俗就是心愿的共同表达，经岁月淘洗烙上族群的文化烙印。当我们在清明的水里，经历一次放水的民俗仪式的洗礼，其中的获得与宁静远比去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时国民的“莫名惊诧”价值要大。

　　在旧有的“赶水头”“打水头”的民俗之上，新的心愿也衍生新的民俗，例如情侣追赶水头，取得“爱情圣水”，我们需要在一种文明中找到心灵的皈依，也需要在传统的泽被中找到新的共鸣与滋养。

　　春天。清明。钱塘江观潮，都江堰看水，千古悠悠而来的文明告诉我们，只有懂得自己置身哪一个坐标，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
 
 http://cdwb.newssc.org/system/2006/04/05/000085165.shtml

下午5点过，也就是白班员工快下班时，我到我们这幢大楼的第19层去会一位老同学。他是这个报业集团之日报的副总。我和他已经十七八年没见过面了。我到晚报来弄这块版子，他是知道的。报到已过20天，是应该去打个照面。按理，似乎应该我先去。

尽管多年不见，彼此还是很容易地就认出了对方。中年男人似乎都这样——看上去有些发福，脸上多出来了一些肉而已，但那神态举止以及身形上大的轮廓却是变不到哪里去的。

一阵寒暄过后，我说，你保养得挺好的嘛——这是实话，在一家党报做老总，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再加上营养膳食水平想来是不会差的，就这样素面朝天地出去勾搭一两个在校女研究生，应该是没啥大问题的。

他说，哪里啊，白头发都这么多了。一边略略侧过头去指给我看。确实，鬓角上已有了些许华发。不过这也很正常啊。就我所知，不少像我们这样年岁的人，已经开始染发了。别看电视新闻节目里那些政要们个个满头青丝，神采奕奕的样子，那可是仔细装修过的。

也难怪，老同学会对我发出这样的疑问：你是不是戴了假发？我赶紧申明，我的头发一向就这个样子啊，又黑又密，自己都有点烦了……说着就把额头前的刘海提起来让他看——你可别笑我夸张，我这动作做得很自然的。毕竟是老同学了嘛。又不是他的下属。即便是在长沙，我跟那些老总们也是没上没下——如果这世上真有什么上下的话。何况我这老同学也没把我当那种需要客气的人。

他这才相信了。继而说，同学中，某某某没咋个变，其他人确实比较显老像云云。

平心而论，我这一头浓黑的毛发确实令一些同龄人不无羡慕。早已有过一些人当面询问过我，是不是戴了假发啊。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也跟我的发际较低有点关系。我其实一直就不怎么满意自己的顶上风光，太密太浓太硬，不容易梳理成型，洗后过于蓬松，简直可以和英国皇家卫兵的头饰相媲美了。这种发型，不让人家误会才怪。

跟同龄人相比，我可能是不怎么显老。这除了头发帮了大忙以外，脸上较少皱纹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敝人心态向来较好，所谓心如止水，无欲无求，见着人事纷争就下意识地退避三舍，躲进自己一个人的沙场去也；而且穿着打扮也不是那么老气横秋，按成都人的话说，就是那种“一副拗着青春不放的颜色”（拗即拽之意；“一副……颜色”在成都话中指一个人，跟“货色”相近，但基本上无贬损之义，相反倒有些亲狎意味，所谓“内伙子”才如此称谓，譬如：那几副颜色，早不知去向了……）。

这样看来，“拗着青春不放”应该算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心态平和、与世无争，虽然显得有些没出息，但不这样你又如何拗得住那无情的岁月呢？——当然真正拗住是不可能的，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由此想起杨耕身的名字来。很多人不知道，这“耕身”并不是他的真名，只是其法定名字的谐音，就像“猪打字”乃在下姓名的谐音一样，只是没“耕身”那么文气罢了。但部分人士知道，他有一个网名叫耕读之身。何谓耕读之身？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耕读传家”这个词组。据说古时候浙江府有块地面上的人，酷爱读书而不喜欢做官，一边耕作养家糊口，一边读书吟诗作文，世代相传，是谓耕读传家。后人在许多古旧住宅的匾额上，都很容易见到“耕读传家”这四个字。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学谋生。在耕作之余，或念几句《四书》，或读几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听老人讲讲历史演义。人们就在这样平平常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礼教的熏陶和圣哲先贤的教化。

上面这段文字当然大部分是猪打字抄的，但敝人大概也知道这层意思，只不过顺便拿来一用比自己组织文字要方便许多，看上去也显得有些文化。——我想说的是，耕身实际上看上去也很年轻，这当然跟他不求闻达，只需一方天地耕读南山，以此安身立命的平和心态非常相关。

当然，耕身如今早已闻达天下，从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中脱颖而出了。有位时评作者在他的博客上称耕身为“一个飘忽不定的行走者”（称我为“一个温和的愤青”，我感到很荣幸，至少说明我还算年轻，而且也会“偶尔愤怒”——我一向认为高贵者的愤怒是值得尊敬的）。对耕身的这一描述，我以为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

写到这里，我想还是应该顺便报一点料了（绝对不是报复，向列宁发誓）。肖像晨报编辑中心的几坨鳖们，喜欢拿杨耕身这个名字开涮，尤其喜欢把他的另一个著名网名“自耕农”一道拿出来说事——即将“自耕”和“耕身”按先后次序放在一起，进行一番生发演绎。这个，就不需要我多言了吧？笨得如笑潭先生者也可以意会出其中之深刻涵义的。

不过，耕身本人对他的名字却自有另一番解读，倒可以在此顺便说说。04年，我、耕身、小狸子常在一起宵夜（我很喜欢那段时光。但后来的宵夜由于一些人物的加入或者说我们加入了他们，慢慢地变质了，变得了无情趣）。往往两瓶啤酒下肚，自称有些木讷或曰不善言辞的耕身，就会变得比平时更加地健谈起来。我记得不止两三次，提起耕身这名字，他都会幸福地微微笑着，右手在没有胡子（应该说有胡子但刮掉了）的下巴下，象征性地捋一捋，然后慢条斯理而又十分怡然自得地说——

我嘛，平生无所求，有一垄薄田可耕，几间宽敞明亮的农舍可栖身，可以边种田边读书足矣。不过——

各位看官，在下多次在不同场合英明地指出，写字、看字和听字的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过”或者“但是”“然而”“可”了。

但是，在这里，我却不得不再但是/不过/然而/可一回。

偶不卖关子了。耕身之“不过”后面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能够耕尽天下田，就好了……

原来……横横……要知道，这副颜色的意思，可不是真的想要把全世界的生田熟田都翻个底朝天——你以为他是活雷疯啊？再说了，他有那么多力气吗？他想耕的，其实只是全球之处女地耶——何况这世上的可耕之地已经没剩多少处的了，耕身给自己定的宏伟目标，光则光荣但却也算不上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即便搞不完，不是还有笑潭之流垂涎三十尺蠢蠢欲在动的可畏后生吗？

看我，东拉西扯的，似乎到了最后才说到点子上。不过，真的勃客，大抵都是敢于把前戏搞得蛮长的。

关于医改，我们应回归常识

朱达志

《中国青年报》经济版3月23日推出了一个有关宿迁模式的医改调查，主标题是：《宿迁3年来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

每当一条与之有关的新消息被报道出来以后，总会激发民间的一番热议。从去年7月那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被披露至今，关于医改的最主流观点一直就是：一，医改确实是不成功的；二，不成功的原因在于过度市场化。

而新华社18日的一则消息所披露的某些事实和观点，更是强化了人们对这一主流观点的深信不疑——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却位列倒数第四位。由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报告主要执笔者葛延风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过多地利用了市场化机制，才导致了现有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

但是《中国青年报》关于宿迁医改模式的报道，却以事实否定了上述观点。从5年多前开始，江苏省宿迁市在时任市委书记、现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主导下，对全市135所医疗机构中的134所进行了产权置换，也就是说，该市的公立医院除去一家外，全被卖光了。而5年后的今天，该市医疗卫生领域的情况却令人欣喜：卫生局长称，“卖”光了我的“权”更大了，也就是说政府的监管力度比以前更大了；私立医院出于竞争的需要全打起了“公益招牌”，纷纷降价；患者普遍反映看病费用降低了，但医院收入也上去了。这几个悖论令人深思。

宿迁医改的“卖光”模式，其市场化不可谓不彻底。然而事实证明，这却是一种基本成功的尝试。这说明了什么？对于这十来年内全国范围内的医改是否基本成功，我本人也是持审慎的否定态度的。但是这究竟是不是市场化之过，却需要以足够的理性去冷静地分析。而分析工具其实很简单：常识。

医疗体制改革，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政府的医疗卫生保障政策该怎样确定？政府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卫生保障责任和提供什么样的基本医疗服务？二是，医疗机构的性质和经营形式该如何定位？其资源配置该以什么方式进行？

这些年医改最大的失误，实际上主要不是出在医疗机构（医院）的商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上，而是缘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些公共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而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何干？

现代社会，公民应该享受廉价甚至免费的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这样的公共品提供当然必须由政府负责，这些都毫无异议。而当今的医院基本上已经是企业法人了（不管它们是公营还是民营），它们当然要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考虑，这也无可厚非。低收入者看不起病，不能仅仅怪医院收费高；最该反思的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终结后，为什么没有及时用新的卫生保障体系取而代之？至于看病贵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不足以打破公立医院准垄断地位所致。——宿迁医改模式的基本成功，足以证明这一出自常识的判断之正确。

日历不显示了

发几字试试看

现如今在报上写文章尤其是时评的人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多多少少爱犯一个毛病，那就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偷换概念。

这是一个问题。因而，在正式涂写这篇博文前，我要求自己，先对标题中的几个概念作几句交代。

1，哲学家。词典上对哲学家这个语词有详尽的解释，我不想抄书，太费劲，不如借用一句我以前的中学政治老师的至理名言吧——哲学家就是聪明人。

2，徐友渔。这应该是个专用名词吧，我不知道词典上对此有无专门的词条。不过即便有，大概也买不起中华名人大辞典之类的大部头——抄都无从抄起，只好偷个懒，将徐先生自己的说法拿来一用吧——“徐友渔”是一个“语言哲学家”的名字（引号中5个字的出处会在以下的叙述中出现）。

3，弱智。对这个概念，我的理解是：它是对某一特定人群身上所具有的某些或者某种智能障碍的状态描述，也可以用于指代弱智者的某些智力低下行为或结果。

4，时评。通常的理解，时评是时事评论的简称，跟“新闻评论”同概异词。

通过这么一番解释，我这篇博文的标题，其意思就很明确了，即：聪明人徐友渔写了一篇不聪明的新闻评论——它绝对不是说：聪明人徐友渔不聪明，是智力低下者。从逻辑上讲，后一说法明显地自相矛盾，而我这个标题是没问题的。

那么，聪明人徐友渔先生究竟写了一篇什么样的弱智时评呢？

事情是这样的。南方都市报新近出了一本书，是一本新闻评论集，叫《热言时代——南方都市报时评精选》，其中有一篇文章，名曰《汉城改称“首尔”之启示》，系哲学家徐友渔所撰。我是在某网站对该书进行推介的网页上，拜读到该文的。网上链接的文章很多，我当然不可能一一点开阅读；之所以点了徐先生这篇，是因为他系名人、大家——按常理，文章应该是值得一读的。

但一字一句读下来，却感觉相当地失望——毫不夸张地讲，他尽在那里说废话。南方都市报是名报，版面不用说精贵得很。按我的理解，当初之所以把他这篇发了，大概的原因应该是，约都约来了，不发不合适——虽然通篇是废话，但毕竟没有反动言论。在下也系纸媒体评论版缝衣工的干活，对此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然而，编书可就不一样了啊。既然是号称“时评精选”，你的篇目就应该经得起挑剔才行。不能因为作者是名家就可以网开一面，以为拿名人撑面子，书就一定好卖。非也，南方都市报本身的面子就够大了。何况，序言中不是说得很清楚，“用稿唯质而不唯人”吗？

当然，我说聪明人徐友渔写了一篇弱智文章，却被精选进了一家著名报纸的评论集里，这也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不足为训的。即便如此，我也不能空口说白话，多少也应该对自己的判断作一番简要论述才对。不然，以上所言，就通通只能算作放屁。

徐先生的文章不长，但即便不考虑篇幅因素，我也不能把它擅自粘贴在这里，因为这可能涉及到著作权问题；但是提供电子版的链接，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有人读这个东西，也算是帮着打了下广告。所以，我准备在以下的叙述中，适当引用徐文的若干原话，来证明自己的上述放言不是放屁；并把电子版地址，附在这篇文字的后面。

徐文的第一段是引述新闻事实：据报道，韩国方面近日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同时正式提请中国政府在今后的文献资料中对韩国首都使用新的中文名称。另外，韩国还表示将通过国内外的舆论及媒体等积极展开宣传以尽快让世人接受。然后，作者紧接着写道：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新闻，其中包含了值得玩味的信息。

那么，什么东西“值得玩味”呢？

首先，徐先生在第二段中用了一百多字证明“韩方的改动是有道理的。人与地的译名，最好是接近原来的发音”。还把美国佬小布什拉出来举例：比如中国说“布什”，英美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大体上可以知道说的是Bush。

这不是废话吗？南方都市报的读者不至于如此弱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就算这“道理”非得讲讲不可，依我看一句话就行了——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第三条规定，各国地名的汉字译写，以该国官方文字的名称为依据。——韩国对自己首都名称的官方称谓是Seoul，现在又指定了汉字写法，照着使用有行了，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随后，徐先生又道：在我看来，韩国人兴师动众、煞有介事地更名，不是为了坚决遵奉发音相近原则，而是有深层的民族心理原因。说白了，“汉城”者，中国人的一座城市也，顾名思义，这是使他们不舒服的。

这又有什么“值得玩味”的？人家兴师动众也好，打枪的不要也罢，关卿何事？给自己的首都取一个合适的汉文名字，兹事体大，不煞有介事，你让人家当儿戏啊？再说，别人的民族心理如何，你也要“玩味”？“说白了”又怎么样，不说白又能怎么的（di）？人家首都位于一条叫汉江的河流的南边，以前叫汉阳，后来成为首都了就改称汉城——本意是汉江之南一城池，你凭什么说“‘汉城’者，中国人的一座城市也”？如果人家“改名”（在此打引号，是因为人家其实并未改名，只是正本清源而已）就是缘于什么去中国化的“深层的民族心理”，那何不把“汉城”改成“韩城”，并顺便把“汉江”改成“韩江”算了？

继续学习徐先生的文章吧。

“作为语言哲学家，纯粹从学理上讲，我认为这种想法有些多余。当初我们的祖宗取名‘汉城’，很可能反映了‘天朝上国’对待藩属的心理，但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这种联想了。”“但是，事情不能只从学理上考虑，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想彻底抹去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他国附庸的心理，不但应该理解，而且应该尊重。所以，我认为妥当的做法，是大大方方地接受韩方的提议和请求，同意他们的更名，用这种充满善意的行动表示我们平等待人，对世界上不论大小民族一律尊重的原则。”

这就怪了。既然说别人“改名”之举措“不但应该理解，而且应该尊重”，那你又指责人家“想法有些多余”，“玩味”人家半天干什么？还说什么“大大方方地接受韩方的提议和请求，同意他们的更名”，你这算不算“天朝上国”心态啊？人家凭什么要“请求”你，又凭什么要你“同意”？你一“同意”就变成“充满善意的行动”了，那还不如说“恩准”算了，而他们也应该高呼“皇恩浩荡”才对。

至于大作的最后一段“启示”，就更莫名其妙了。限于篇幅，不说也罢。

总而言之，我认为哲学家徐友渔先生的《汉城改称“首尔”之启示》一文，是一篇弱智时评；却被放在了“精选”里，令我很困惑。

原文链接：http://lz.book.sohu.com/chapter-5206-5-8.html

不管谁看到这个标题，恐怕都会不假思索地先强烈BS我一番再说吧——你有病啊，领事裁判权是个什么东东你知道吗？

我的当然明白，又不是没学过清国忍辱负重史。1842年，中英两国缔结《南京条约》之续约《五口通商章程》，内中记载：“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属于不平等的治外法权之一种。而按照西人自己制定的国际法，一国的公民在另一国境内犯罪或惹上其他官司，当适用所在国的法律，并由该国的司法机关裁决。而英人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赋予英国在中国土地上以领事裁判权，这当然是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裸侵犯。而且，跟英人的这个口子一开，西方列强纷纷跟进，其贻害实乃无穷也。

好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百年奋斗，终于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以后（不是解放后），废除了清廷和北洋政府与列强所签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个领事裁判权当然也就随之寿终正寝鸟。

但是，在中国人民已站立起来好几十年，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早已发生天翻地覆之大变化的今天，我这个现代中国人，怎么居然还敢提出这样一个荒唐得无以复加的“议题”呢？

我没疯，之所以提出这个荒唐搞笑又扯淡的问题，是因为公元2006年7月6日晚上我遭遇到了一件荒唐搞笑又扯淡的奇事。那可真是相当的有意思。

那晚没版可做，遂早早收工回家。步行到所在街区的那个路口时，尚不到22点，却恰巧看到了一场好戏正在上演。但见一大拨人正围着一位笑吟吟的警察、一位哭笑不得的出租车司机、和一位看上去50开外的微醺老外（显然是多喝了几杯），在那儿饶有兴致地“看戏”呢。

出租车司机说，半小时前，那白人老头从美领馆门口上了他的车，用成都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这个目的地。但是到这儿以后，老头却推开车门甩腿就走。的士司机马上追上去说，你还没付钱呢。孰料老头转身就给了司机脸上一拳，然后叽哩哇啦地说了一大堆英格里西，就是不给钱。可怜那的士司机一句没听懂，只好打了110。

面对警察和一大帮看客，洋老头那一脸无辜的样子着实好笑。我感觉他是能听懂中国话的，可是却不愿用汉语和警察交谈。于是，一位看热闹的小伙子上前用英语和老外攀谈起来。老头说，那个出租车司机有点坏，不是可信任之人，因此拒绝付费给他。旁观者们听了年轻人的翻译后哈哈大笑。警察于是很和善地说，无论如何，车费总得给啊，要不到派出所去解决。老头一听这话，眼珠子飞快地转了两下，旋即道：请警官先生帮我联系加拿大使馆（他大概是想说领事馆吧），我需要保护。就是老头的这番外交辞令，让我忽然想起那个词儿来——领事裁判权。

在此期间，又来了两位驰援而来的警察。可看那样子，即便再来十个，似乎也拿那赖皮老外毫无办法。而恰在这时，却跑来一位小姐，说近旁另一幢大楼下有一个小伙子在非礼一位小美女，于是刚来的两位警察立马随那小姐而去。我和一大帮人也兴奋不已地紧追不舍。原来人家是一对儿……于是，一大拨人又跟着两位警察返回几步之遥的“第一现场”。可回去后大伙却傻了眼——趁刚才这边一时空虚，那加拿大老头竟溜之大吉，跑回自己的公寓去了，只留下那小警察和出租车司机在此发呆。

面对大伙的抗议，小警察说，我也没办法啊，又不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我愣在那里，一下糊涂起来。敢情我们所在的这块地面什么时候又变成列强的租界了？敢情领事裁判权又在神州大地复活了？要不，那加拿大老头怎么会如此蛮不讲理，坐车不给钱还声称需要外交保护？要知道，他住这公寓已经好几年了，显然不是外交官——外交官也不可能打的啊，即便打的也不可能不给钱啊。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吃馆子不给钱，吃几个破西瓜更不给钱，可是你这老头是从白求恩大夫家乡来的呀，怎么也那么霸道啊？

而我们的人民警察又是怎么了？假如是一个中国人喝醉了，坐车不给钱还出手打人，警察会对他如此客客气气连身份证都不查验最后竟让他扬长而去吗？我们的警察是不是真的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吃拿卡要耍赖皮，只有他们的领事官才有权处理？

这个博客中国，以前的那些毛病还是依然如故……

从今天起，搜索一点以前的旧作，放在 http://blog.sina.com.cn/m/zhudazhi

尽量搜。算存点档吧。看看，比比。似乎没进步

5日中午读到一篇来源于东方网的言论《感悟于毛主席的“生日宴”》。文章一口一个“主席”，我看到就想笑。好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知道作者口口声声中的主席是谁，但是难保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的孩子们不起疑心。不能说，那篇文章传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这样的担心就显得太杞人。毛当年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和专著，作为史料，却是可能传世的，然而他们在叙述中，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这般“主席”来“主席”去地一贯到底。——当然，文中的那些原生态对话，则要另当别论了。

说一句废话：毛是有名字的——泽东是他的名，润之是他的字（之一）；“主席”，是他曾经担任过的社团职务和国家公职，譬如1949年前，他任过中华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1949年后，除了终身任职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外，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等（在下在列举这些职务时，虽然没翻书没搜索，但自信跟中央文件的说法并无原则性出入）。

毛作为已经过世30年的前领导人，还在文章中使用其当年的职务名称指代他，我觉得殊为不妥。虽然毛是实际上的终身主席，但毕竟不是永远的主席，有效期至他谢世之时即告终结。毛以后又有过两任中共中央主席，虽然后来这个职位被取消了，但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却是一直保留至今的。所以毛断不能永远垄断这个称呼。

我读现代史，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中央作了一个决定，把“总理”这个称号永远留给孙中山，以后该党的最高领导人就只能称“总裁”了；蒋介石去世后，该党又作了个决定，将“总裁”称号永远留给蒋介石，以后该党最高领导人只能称“主席”。中国共产党决不搞那套封建色彩太浓的名讳世袭制，并没下文件说，把“主席”这个职务名作为一种特殊称号，永远献给毛泽东一人。

如果再扯远一点，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里，也没有哪个国君把“皇帝”这个称号永远安在自己头上。秦王赢政独步天下以后，也不过自称始皇帝而已。没想到20世纪的国民党，居然会如此地“封建”。当然，他们在孙中山去世后仍称他总理时，是要在“总理”前加一个“先”字的，就像儿皇帝们称他们的老子为“先皇”一样。

如今的作者，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甚至崇拜，在文章中继续称他为主席，从个人感情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归理解，若要写到正式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物中，还是应该讲究一点政治正确。假如是毛生前非常亲近的人，可以叫他伯伯、爷爷，甚至恩人也行；假如并不是那么讲究辈分的人，完全可以叫他“泽东”或者“润之”；假如想表明自己曾经与毛亲密无间，也可以叫他“老毛”嘛，就像长征时期和延安时代前期，毛的同僚们那样。当然，最稳当的称呼，还是“毛泽东同志”，假如你确定自己确系他政治上之绝对同志者的话。

朱达志 060705